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1 23:16:24

:《》社评是怎么写出来的

标签: 环球时报 社评 敏感问题
胡锡进
胡锡进“环球时报社总编辑

(一)

总编辑长期做报纸社评的主笔,这种情况很少见,我就成了这样的特例之一。我为此挺惭愧的,我这样每天做评论员应该做的事,说明我不是个好领导,丢了该做的“正业”。
形成这个局面很偶然,也很无奈,是被“逼”出来的。我是大约从2010年春季开始参与环球时报社评直接写作的。在此之前,我只敲定题目,审读最后的成稿,但主管社评的丁刚同志离开环球时报,打乱了我们的工作。丁在环球时报广受尊重,所有人都叫他“丁老师”,他要出国另有重任,大家都慌了。没有人能接替他,我作为总编辑只好咬牙亲自上阵,详细修改每一篇文章,由于起草社评的同志都很年轻,修改的文字量很大,逐渐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操作机制,也意外形成了新的思辨角度和语言风格。
时至今日,社评的操作模式大致定型。每天上午,社评编辑与我共同协商形成社评题目和文章的基本思路,之后,负责社评的编辑开始打电话,向一些专家询问他们就社评话题的观点和看法,到了晚上,编辑将各种看法归纳在一起交给我,有时编辑还写成文章草稿。我会阅读编辑准备的各种材料,包括专家的意见,然后我本人和这名编辑一起撰写社评,我口述,编辑在电脑上记录。他们不是一般的记录,而是一边记录我的话,一边根据他们白天围绕这个话题掌握的各种信息,修正我的看法,指出我的话和专家的意见有什么冲突,或者与他们了解的情况有什么别的出入。由于这名编辑经常要换,他是否对这个话题准备得更充分,是否能对我的口述做出有说服力的修正,对社评的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
社评写出后,这名编辑要立即把成稿传给几名专家,征求他们对社评观点直到文字的具体意见。这样能给我们做第一读者的专家,至今已发展到近百名,每天参加进来的不少于2名,他们包括王缉思、房宁、、丁刚、潘维、、张维为、金灿荣、张颐武、楚树龙、王逸舟、彭光谦、杨恕、、喻国明、殷罡、陶文钊、贾庆国、傅梦孜、袁鹏、吴心伯、孙哲、杨伯江、吴怀中、冯昭奎、李伟、宿景祥、丁一凡、何辉、唐岚、蔡佳禾、倪峰、喻晓秋、张胜军、陈先奎、朱锋、周立、李国祥、王林昌、吕超、张链瑰、易宪容、张召忠、戴旭、沈丁立、徐以骅、胡岩、庚欣、张军、何伟文、何茂春、周世俭、刘江永、王帆、余万里、、闻一、杨承军、王少普、张祖谦、高祖贵、李伟建、江时学、吴白乙、黄大慧、高洪、李彬、李绍先、刘军红、梅新育、倪乐雄、朴键一、、宋晓军、时殷弘、郑风田、郭浩、寒竹、贺文萍、樊吉社、翟崑、谭亚玲、闾小波、刘冲、曹黎明、刘洪玉、雷家骕、张燕生、张立平、雷少华、达巍、赵可金、沈逸、吴冰冰,等等。
看看这些专家的名字,就会发现,他们来自中国思想界的各个领域,所处的地方也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他们的研究面几乎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以及这个世界的各个层面。他们给我们提出大量意见,编辑记录下这些意见,我会认真看。这些意见我们虽没有全部采纳,但每天都会采纳一部分,有时甚至根据反馈意见对文章做重大修改。因此,环球时报社评虽然由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撰写,但它的每一篇都容纳了来自全社会的大量思想,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甚至可以说,环球时报社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声音。

(二)

一些知识分子喜欢用“左派”,甚至用“民族主义”的标签来概括环球时报以及社评的倾向。我个人觉着中国现在对“左”、“右”的划分是混乱的,通常被称为“右”的那些人,很多言行非常“左”,有很强的“革命者心态”。如果硬要贴个标签,我们愿意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我们愿意为中国的主流社会、为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代言,我们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态度很真诚,我们反对哗众取宠,将少数人的意见硬说成社会公众的意见。
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和实际影响力这些年不断上升,它已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印证了我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为中国社会代言不是一句口号。
环球时报的写作风格是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动力就是我们对实事求是的追求,是我们讲真话的愿望。我们想说什么样的真话呢?我想,最大的一句真话是: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如果把环球时报所有社评加在一起当成一篇文章来读,这句话可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我认为这的确是一句真话,而且是被舆论场常常忽略的一句真话。我们经常读一些评论,很多写得非常精彩,观点也很鲜明,价值观尤其鲜明。其中一些广泛流传互联网的文章,包括一些报纸的社论,时效很快,针对的事情非常具体,论点很尖锐。在拜读这些评论的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它们同我们带着世界观感回望中国时的感受,有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提出要“站得更高些”,而所谓“站得更高”,就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发现其中被忽略的事实,以及从单一角度不可能感受到的别样情绪。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写一条河,这条河的真实是什么呢?一个船夫驾船激流勇进时,看到了惊涛骇浪的河。一个人坐在山头,看到了大河在山间的蜿蜒东去。现在很多人喜欢写河上浪花滚滚的断面,写不同渔夫的独特感受。他们没有错,这些写作呈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各种痛苦和纠结。但环球时报挂“环球”之名,就要站得更高,它天然地要求我们要把广泛和凝练结合在一起,于是我们的写作这样展开了:我们既写渔夫看到的河的激流,也要写坐在山头看到的河的蜿蜒东去,我们要写一条立体、完整的河。
站在这样的“全景”视角上,看到的东西的确挺多也挺特别的,会产生一些对“中国复杂”的理解。我承认,“全景”也有局限,它有时会带着我们掉入对复杂角度的刻意追求,造成写一些文章时会有类似之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尽可能广泛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力争让文章常写常新。

(三)

环球时报社评的一大特点,是我们经常触碰“敏感话题”。有人说我们“胆大”,其实所有人的胆子都差不多大,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这些“敏感话题”,或者说,它们是否真的“很敏感”。通常来说,一个话题之所以敏感,大概是因为这个话题用以往的报道和评论方式不太好说,或者无法说透,会对公众造成误导。比如人权话题,一直有两套话语,一套是西方的话语,跟着这种话语跑,媒体就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另一套话语是中国官方的声明语言,它很严正、标准,但由于是官方语言,话语总量有限,很难展开,无法为大量日常的文章提供充分材料。由于西方对中国官方表述已经很熟悉,用它们作为媒体评论的骨干部分也很难收到效果。为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我们尝试跳出官方话语体系,采取说“大实话”的方式,表达中国主流社会的观点,传达民间的态度,从而逐渐做到在“敏感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撰写社评,用发声,而不是沉默的方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谷歌事件、朝韩冲突事件、诺贝尔和平奖事件、中东“革命”、中国“茉莉花革命”,以及艾未未事件中,我们都做到了第一时间撰写社评。这些社评不少是当时中国媒体上唯一的评论,因此很“抢眼”,有的还引起争议。但我们认为,这些评论有多“正确”或“不正确”,今天的人无法对它下结论。现在能够说的是,这些评论大多是中国主流社会藏在心里一直没有公开说的话,能把它们写出来,公开发表,不管我们写得是否准确,都算得上是一点“突破”,也是在中国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大潮中,我们做了一份自己的微薄贡献。
环球时报社评开始写的都是国际评论,由于围绕着发展模式,中国与西方不断发生摩擦,中国互联网上就这一问题的争议也逐渐升温,我们把一部分社评的题目给了这一领域。这并非我们刻意做的,而是由于环球时报的报道领域正被这个时代强迫着不断扩大,我们无法回避以前我们可以轻松绕开的话题,我们只能面对它们。
触及各类“敏感话题”,使我们在国内媒体中逐渐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加上所有社评中英文版同时刊登,国际上对环球时报社评的关注度迅速增高,每周世界媒体都对环球时报的报道做大量转引,其中对环球时报社评的转引率最高。这让我们在难免有些欣喜的同时,也感到压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写出荒谬的东西,会在多大范围内引起世界舆论的误解。这样的压力转化成了我们更加严谨工作的动力。

(四)

说真话,不仅要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从多个角度看问题,还要求我们在行文中避免假话和空话,使每一句话都对应现实,也对应我们自己的心灵。
我们的原则是,社评的每一句话,既要有前后的逻辑,又要和现实相对应。所以写一两句话,我就问编辑一句:是这样吗?你同意吗?我们非常警惕不要按照逻辑一直陈述下去,因为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句陈述在上下文中很合理,但和现实一对照,就会发现这句话“飞了起来”,脱离了实际。另外,开始时我们发现很容易说一些逻辑上看似正确,但却不是我们真心想说的话。比如,有一次写下“一个团结、强大的欧盟符合中国的利益”,回过头来问自己,这是我们的真心话吗?它更像是官员们说的外交辞令,那么还是让外交官去说吧。
由于所有文章都是仓促之作,初稿一般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写成,每天晚上我要看环球时报的几个重要版面,因此细磨社评的时间很少,只能利用零头碎脑的“小时间”。因此要非常感谢前文所述的阵容豪华的“第一读者群”。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后,我们会根据这些意见修正文章的观点,如果还有时间,我就会在文字上磨一磨,争取想出来一两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增加文章的“文眼”,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让自己满意。
回过头来看这些社评,我们发现有的文章还是有雷同之处,比如,“视距”、“不确定性”这两个词都不只在一篇文章中用过,“复杂”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尤其高。这表明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仍远远不够丰富。另外,不同的文章之间也有观点不一致的、甚至看上去像是相反的情况。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文章的侧重点不同,二是我们的思想确有困惑、矛盾之处。我想,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这种困惑和矛盾或许是整个中国的真实思想状态,犹豫和坚定同时存在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和选择中。那些看上去永远“很坚定”,永远“特别左”或者“特别右”的人,或者是为了某种利益装出来的,或者是一些偏激者。

(五)

环球时报的社评引来一些好评和鼓励,也招来一些批评甚至谩骂。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写了别人不去碰的东西,在一些人希望我们沉默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做。尽管我们自己努力保持视角的多样化,让文章远离偏激,但一些人对我们的批评态度是已经预设好了的,与我们的文章是否做到了“平衡”没什么关系。
我想这是中国社会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现在的舆论环境很不适合思想争论,一争论就变成尖锐对立,很多人用口号代替争论,试图一说话就压倒对方。不仅网民这样,一些知识精英也有这种倾向,大家往往把价值判断放在求真之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这样被打了折扣。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把求真作为写社评的第一原则。这个真一是与现实的对应,二是与人心的对应。除了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把代表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有时所有人都对我们的社评不完全满意,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远离了公共意见,因为我们寻找的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意见,我们在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环球时报的社评,有一部分是批评美国或西方国家,也有在具体冲突中批评日本和韩国的。国内外都有人就此批评我们“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色彩很强的词汇,并无助于对环球时报新闻业务的客观分析。其实环球时报同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外交当局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本人这两年曾受邀率环球时报采访团赴日本、韩国访问,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和很细致的采访配合。对方对我们回国后所写文章的客观性给予很高评价。外国媒体这两年与环球时报接触很多,很多驻华大使造访环球时报,他们虽与我们存在意见分歧,但都同意我的这样一个总结:环球时报真实反映了中国民间在一些对外敏感问题上的态度,这可以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判,这种实事求是的表达对中外发展可持续的关系是有益的。
总的来说,环球时报设社评栏目仅2年,我本人长期做一线记者,堪称写评论的新手,和我一起写社评的几位同志都很年轻,大家只能摸索着干。我深知,出一些差错是我们很难避免的,但好在社会比过去宽容多了,我们修正错误的机会,总是比犯错误的机会更多。所以,这次结集出版环球时报社评集,我们也没有对当时发表的原文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吧。这是我们的一段经历,也是这个国家这一年多极不寻常经历的一段原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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