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一瑞典籍留学生被要求离开中国。他曾两次在网上给中国领导人写公开信,指责中国“不民主”,没有引来什么关注。随后他在网上号召7月1日在上海特定地点集会示威,这一次他获得了自己期待的“关注”,并被要求限时离境。

西方一些媒体为这名瑞典留学生打抱不平,宣称这个事件显示了中国对民主“刻骨的恐惧”。这些人很喜欢把中国说成对现代社会问题毫无经验的“土老冒”,他们以为,一个24岁的瑞典男生只要乐意,就能随时震动上海滩,甚至震动中国。

其实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充满复杂性,多一个或少一个这样的“洋不同政见者”,就像一个嘈杂的大广场上多了或少了一个杯子掉到地上的声音,他和西方媒体都太珍惜那一个“啪嗒”的响声了。

中国是对政治秩序管理比较严格的国家,这不意味着中国把民主像对政治示威一样来反对,而且它们两者的确不能划等号。实际上西方社会在谈论民主时,谈的大多是预算、社会福利以及该不该让同性恋合法化等,类似的民主争论在中国大多都已展开,有些甚至比西方社会的争论还要激烈。西方舆论只是在针对中国时,奇怪地把民主定义成了与政府的对抗。

搞政治对抗并非很好玩的游戏,欧美社会为把这个游戏玩熟练努力了不止一个世纪,至今仍不断付出新的代价。很多非西方国家因此走向社会分裂。中国在释放社会自由的同时,对政治对抗采取较为严格的限制,中国今天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只有历史才能对中国今天的做法做评价,认为西方的做法有普世正确性,它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得出的经验主义结论,远非科学的论证。

一个24岁的留学生,我们不能要求他对中国复杂的现实和国家治理难度有深刻的认识,他的某些冲动也谈不上不正常,像他这样不愿意配合中国社会治理的人,在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社会里,其实有的是。中国政府从整个社会福祉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同样是正常,也是应当坚持的。

这名瑞典籍留学生做了不受中国欢迎的选择,他需为此承担相应的后果,他被要求限时出境,这大概在他的预期之内,谈不上冤枉。西方媒体称他为中国青年做出了一个示范,但他们经常针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做这种夸张的诱导,比如很多年前,他们曾经把魏京生称为“中国民主之父”。

一些不了解中国、或者不愿意了解中国的人,在对中国形成政治前途的误判。他们认为中国冥顽不化,政治上不可救药,共产党已被民间意识形态抛弃。他们被中国社会因言论开放而越来越多的牢骚话所迷惑,从而低估了中国政治的活力以及中国一边纠错一边前进的惯性把握。他们以为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会垮掉,有人甚至以为自己能够做那根压倒这个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实际上,中国政治面临的问题,是把这个国家全面推向繁荣、民主的一流强国必然面对的。这是一种担当,也是对强大的升级。把此看反了的人,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最后都要承担这个误判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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