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应该是个实用主义高手,在中美之间他是依违有道左右逢源:他或者利用美国压迫中国给他粮食石油,或者利用中国诱使美国和他展开双边谈判提供支援。核武器就是他的道具:中国不可能掌控他,金正日的核王牌从来是攥在自己手里,永远到不了中国手里。与其说是中国在利用金政权抗衡美国,还不如说是金政权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两边取巧待价而沽。金正日哭着喊着要跟美国单独会谈,美国不予理睬。他抓住卸任总统克林顿到朝鲜救人的机会表白,愿当美国鹰犬咬中国。美国会从毛泽东对朝绥靖政策中吸取教训。金正日叛华投美的表白不会打动美国。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他们不会认同朝鲜的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制度,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只要中国对金正日撒手,金正日马上会在六方会谈中就范。金正日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中国是六方会谈的召集人,很受其他四方的尊重,但金正日把六方会谈当耍猴的场所。今天愿意谈判,明天就能声称“绝不重返六方会谈”,今天同意弃核,明天就敢悍然核爆。他用这个办法,表现他的存在,表现他的力量,表现他的不可忽视。金正日进入六方会谈,是利用这个舞台向全世界敲锣打场子,筹集养活小朝廷的经费。你想消停,你要在东北亚消除核威胁,拿钱来!中国不改变对金正日的态度,不要指望六方会谈有一天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协议,只要金正日活着,他就会把这套戏法玩下去。其实,他这种做法也不是匠心独运,不过是继承了他老祖宗以华治夷以夷治华的老套路而已。我们不妨来看看历史。

早在明朝时,朝鲜就善于在明和清之间左右逢源。1704年(甲申年),崇祯皇帝自缢甲子纪念(60周年),朝鲜肃宗亲诣“禁苑坛”祭祀,同时下令设立“大报坛”,专门祭祀万历皇帝,表示不忘其在“壬辰倭乱”(即日本幕府的侵朝战争)时派遣明军拯救朝鲜的“再造大恩”。这是朝鲜祭奠明帝的开端。
1749年,朝鲜国王英祖(1724~1775年在位)决定,将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祯皇帝也挪到大报坛上一并祭祀。朱元璋入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颁赐了“朝鲜”国名。而崇祯皇帝入祀,理由则相当牵强:“丙子虏乱”(即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讨伐朝鲜)时,他曾派兵援助朝鲜。从此,大报坛上供了3位大明皇帝,凡是他们的诞辰日、即位日、忌日,朝鲜国王均会亲临祭奠,世子、世孙随行,年年如此。

与此同时,尊清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并行不悖。1774年,朝鲜英祖再度推出一大创举:在珍藏明朝赐品的“敬奉阁”旁,建起了一座新的“奉安阁”,供奉来自大清国的敕文和赐品等,
“清、明”两朝在朝鲜得到了相同的地位。微妙的是,在国内对涉及明朝的任何资讯都极为敏感的大清政府,似乎对朝鲜高调的尊明保持了心照不宣的沉默。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胡虏血统”的顾忌,满清对朝鲜采取了“字小为怀”的绥靖政策,只要政治上始终坚持大清中央的领导这一“事大主义”基本原则,朝鲜王室远比明朝时期享有更为充分的自主空间。“朝鲜虽是属国,但向来自主,”这在晚清成了中国政府向列强解释中朝关系的标准口径,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后果。

朝鲜这种“清明”同尊的做法,当然好处多多:将大明帝国摆上祭坛,它也就彻底成了“过去时”,既能充分表达“朝鲜政府和人民”念旧之情,又能将那面依然能够凝聚人心士气的大明旗号,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对内可以动员民意,对外可以作为应对满清的博弈砝码。一年只需增加区区9天的“国定假期”,在现实利益和历史道义两方面,朝鲜王室就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这是小国“玩转”大国的相当成功的政治运作。从此,只要朝鲜王室认为其根本利益可能受影响,它那恭谨的表象之下,掩藏着的钢针总会显露出夺目的光芒。

明亡清兴之后,朝鲜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照样有声有色——不过,对象换成了在中国和西洋之间。

1871年6月1日,美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在美国驻大清公使镂斐迪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罗杰斯少将率领下,5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及1230名美军,开赴朝鲜。美国舰队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激烈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美军在短暂占领朝鲜要塞后,无力固守,只得撤军。与舍门号事件同时发生的,是法国军舰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朝鲜官方当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朝鲜传教,实际执政的朝鲜大院君(国王之父)镇压亲天主教的朝鲜官员与信教者,其间,有9名法国传教士遇难。法国派遣海军舰队进行军事报复,却遭受惨败,史称“丙寅洋扰”。

两次“洋扰”事件,都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大、至少不十分直接。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学义理的大旗,大清国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伟大悲情。何况,朝鲜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强权的“伟大胜利”。大院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大清国无从规劝。

朝鲜一如既往地开展了他的两面外交:对中国,它依然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要求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交涉。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主要理由,正是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而且朝鲜小国寡民,没有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可以参与国际贸易——这与大清早年自认“天朝无所不有”而不需通商正好相反。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
,敏锐地觉察到了朝鲜正在大打中国牌,从中渔利。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两难处境中,大清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清政府耐心地告诉法美,朝鲜虽名为属国,但“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无法对其施加压力。同时,也告诫朝鲜,凡事“自行处理”。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列强与朝鲜都难以满意,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同样的政策,也令中国在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3年9
月,朝鲜江华岛守军再度与“测量航道”的不速之客、日本军舰云扬号发生冲突,日军随后攻占炮台。事件之后,日本照例与中国进行交涉。中国方面强调:“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这正中日本下怀,日本代表就势表态:“除该国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将中国撇在一边后,日本随即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该条约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成为朝鲜脱离中国藩属的开端。大清国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其严峻后果不久就体现出来。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面扫地,朝鲜更是表现出了离心的倾向。

总而言之,朝鲜一向擅长根据自己利益,在大国之间摇摆以实现其“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策略。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