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
1861年的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到今天实际上已经走了150年,在这15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曾经多次取得过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比如1861年到1894年洋务运动期间,1927年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还有就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这三个黄金发展时间里,中国的经济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洋务运动使当时的中国具备了所有当时其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具备的工业制造能力,而1927年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其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了8%


这种发展速度,不管是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或工业化时期的美国相比,还是与战后的所谓日本经济奇迹或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但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看得见的幸福,相反,这
150年来,国家腐败盛行,外患不绝,内争不止,几乎没有停止过动荡、内战,人民忍受了无尽的苦难,很多人死于非命。到今天,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少数非洲部落国家除外)都已经建立了科学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民主自由的情况下,中国仍然行走在钢丝绳上,并时时有跌落到动荡深渊的危险。究竟是什么使中国走到今天这种地步,笔者以为,以下两点失误是中国始终不能解决内乱外患的根本原因:

一、       

没有充分认识到权力制约与权力更迭方式的重要性


中国人对政治权力的运用,尤其是对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很有研究,但对权力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却认识不足,尤其是对如何驾役或如何制约政治权力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考,更没有从政治理论上对国民进行过这样的教育,也没有从国家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上进行过认真的设计。


相反,西方国家自古希腊的学者开始就对政治权力滥用的危害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各国政治家都对政治权力可能产生的危害都有过非常认真的思考,他们在设计国家制度时都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集权与独裁作过认真的制度防患,尤其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运行更是从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上作了缜密的设计,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权力滥用与危害都作了预防。对权力危害的高度警觉与制度预防,使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来就没有因政权更替而出现过动荡。


纵观中国
150年的历史,其苦难的根源就在于政治动荡,没有这种动荡就不会有外侵,没有这种动荡就不会有社会经济的破坏,没有这种动荡自然也就不会有内部的自相残杀。而政治动荡的根源一是权力的滥用;二是权力的更迭没有科学的并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规则,即不能和平地完成政权的更替。


当然,仅仅有这种监督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权力的制约更加至关重要。这种制约即包括权力体系之间的制约(即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之间的制约),也包括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制约(主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制约更加重要。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野党的力量远远小于执政党,如果在野党的力量没有达到随时可以取代执政党的规模,那这个国家所有有关权力制约的法律与制度都形同虚设。试想,一个三岁小孩,他怎么可能去制约他成年的父亲。


同样,新闻监督也无比重要。政治阴谋、政府腐败、权力交易这些罪恶的东西就如同霉菌,它们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生存,一旦将它们放在阳光下,他们就会被阳光里的紫外线杀死,新闻监督就是令他们害怕的阳光。


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让权力进行定期的有规则的更迭,对于执政者来说会很不舒服,甚至会丧失不少特权与利益,但从长远来说却是对执政者最大的保护。这一点,开明的英国王窒与其它国家不愿意放权的独裁者或集权集团的不同结局就能证明这一点。


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以为只要中国具备了西方那样的工业制造能力,中国就能如西方那样强大;辛亥革命的领袖们以为只要驱除了鞑虏,共和就能当然地建立;而毛泽东和他的农民兄弟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想得最多的就是革命胜利了大家就能过上按需生活的共产主义生活。而对于权力这只怪兽,他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观察与研究。当然,不仅仅是他们,直到今天,我们又有多少人认识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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