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军军行千里,给养不足,故不得不就食于当地民众,我民主政府成立之日,即行结算。此证可抵人民应负担之公粮,如有超出者,则由民主政府偿还之”。 这是西历1947年路经湖北某地的一支军队给当地百姓留下的纸条,这张纸条的用处是军队向百姓“借粮”。通俗点说,这种纸条就是白条。老百姓拿出了粮食,收到这样的纸条,将来能兑现吗?当我们今天说美元也是白条的时候,道理都是一样的。今天,这张由很普通的纸张写成的“白条”已经是无价之宝。因为,开具这张白条并加盖红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年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的一部。这张白条其余内容如下: 今借到: 黄冈县石古乡元保七甲熊毓南、熊华先先生谷壹千斤。 此证 经手人:杨春兴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供应部印 十一月廿一日 这张白条的故事并不复杂。西历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路上抛弃了很多辎重和给养,到了大别山地区,部队坚持下来,条件非常艰苦,既无粮草也无援兵,还有很多战斗减员。借条中的两位熊先生是堂兄弟,如今已去世多年,这张解放军的白条,现保存在他们后代的手里。当年,两位熊氏兄弟居住的“黄冈县石古乡”,现属武汉市凤凰镇,属于大别山余脉。这个地方当年是刘邓大军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交战的地区,因而,熊氏兄弟当年把一千斤粮食借给解放军,还要冒一定的风险。首先,作为农民的熊氏兄弟并不富裕,借出一千斤粮食还是堂兄弟两家凑的,给了解放军,自己家就要饿肚子;其次,那时候,当地不是后方根据地,而是国共双方军队反复争夺的地方,熊氏兄弟借给解放军粮食,还要提放国军的反攻倒算,甚至可能杀头;第三,当时谁能确定解放军一定能获胜?如果解放军没能战胜八百万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熊氏兄弟借出的粮食,最终的结局又会如何呢?是否就永远有去无回了? 但是,熊氏兄弟还是把粮食借给了解放军,按当时的物价,这一千斤粮食折合约80块大洋。事实上,解放军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无数个熊氏兄弟这样的农民义无反顾地支持。陈毅曾经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话不谬。 熊氏兄弟将这张借条保存了两年后,新中国成立了。新政府开始兑现当年的白条。西历1953年,1957年,当地政府至少两次广泛发动群众清理借据,偿还战争期间解放军向老百姓暂借的各种物资。但是,熊氏兄弟没有把借条拿出来,他们把它视为传家宝。现在,这张借条在熊氏兄弟的孙辈那里。西历1999年,武汉市政府得知此事后,派专家对这张借条做了鉴定,确认了它的真实性。此时,熊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依然拒绝了政府的物质帮助,留下了这张借条。 西历1947年,国民党还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败势、颓势,湖北老百姓为何要大力支持解放军?熊氏兄弟的后人转述当地老人的话说,一开始,当地老百姓也搞不清军队为何打来打去,但是,当老百姓得知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很多人立即改变了态度,决定把粮食借给解放军,决定帮助解放军。这个地方当年也属于红军根据地的范围,红军这个词,对于当地老百姓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为何当地老百姓一定会支持红军呢?除了当地老百姓有不少子弟参加红军外,其实还有其他原因。在这里我讲一个红军的小故事,虽然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湖北,但是,这个故事却是所有红军的行为准则,它也许能帮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红军与民众的关系。 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种种原因而失利,红军不得不开始了艰苦的长征。苏区的中央银行也在长征的队伍中。这个银行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雇了些挑夫,配备了不多的警卫部队。挑夫的担子里,有些是苏区银行印发的钞票,俗称“红军币”,还有一些是红军缴获的黄金、珠宝、银元等战利品,也算是苏区银行的家底。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时,随着战场上的胜利,形势有所转机。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在遵义停留了10天左右。高层在开会,基层却在忙别的事。 当时的遵义约十几万人口,是较为富裕的地区。红军准备利用在遵义停留的机会,补充各种给养。对于当时中国各地的其他军阀军队来说,补充给养基本上就是抢拿百姓的物资,连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军队也是如此。红军不是土匪,红军是独一无二的,不抢拿百姓的东西。红军的银行有“红军币”,可以用它向百姓购买。然而,遵义并非苏区根据地,老百姓不愿收“红军币”怎么办?红军银行通过调查得知,遵义地区的食盐非常昂贵,原因是,食盐供应被几个大财主垄断了。红军便采取了“打土豪”的政策,没收了大财主的食盐,在遵义市广泛贴出布告,红军以低廉的价格大量供应食盐。这个举措满足了当地绝大多数百姓的需要,因而也深得人心。但是,红军银行的布告指出,只有用“红军币”才能购买食盐。这个决定像什么?它简直与几十年后美国的货币政策一模一样。美国说服中东产油国,决定用美元结算石油,实际上就是制造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大家都需要美元,便用自己的产品换得美元,再去购买石油,红军银行在几十年前就这么做了。百姓必须用“红军币”购买便宜的食盐,就是在市场上制造对“红军币”的需求。虽然红军可以用黄金、银元直接购买物资,但是,当地百姓由于没有同红军打过交道,积极性也未必很高,不愿把东西卖给红军也很正常。而食盐是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它造成了大范围的普遍需求。 由于百姓需要用“红军币”购买便宜的食盐,并且想多买一点储存起来,以备将来断货,因此,百姓们便将自己的粮食、布匹等物资卖给红军,换取“红军币”,再去购买食盐。红军由此得到了较为充足的给养补充。但是,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如果红军永远在遵义,“红军币”便可以永远在遵义使用,百姓不会有什么损失。然而,红军只在遵义停留十来天,等红军走了以后,老百姓手里还有多余的“红军币”怎么办?如果红军一去不返,百姓手里多余的“红军币”等于是红军留下的白条,能不能兑现,谁都不知道。这种担忧,某种程度上类似当今人们对于美元的担忧:当初以真实的财富换来的纸币白条,未来还能换回同样的真实财富吗?红军如果利用食盐与“红军币”挂钩的政策,换得大量物资,留下大量的“红军币”,等于是欠了当地百姓的债,虽然这对处于困难之中的红军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会严重影响红军的声誉。 当时红军银行的行长是毛泽民,在得知红军即将离开遵义时,毛泽民决定,再次广贴布告宣布:凡是百姓手里有多余“红军币”的,都可以到红军银行兑换成银元。红军银行十几个人手,就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完成了“红军币”从发行到回笼的全部过程。毛泽民领导的红军银行的这个决定比当今美国政府要高尚很多,它既在经济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也在政治上维护了红军的声誉。所谓信用,既是经济的,也是道德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不只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地维护百姓的利益,从这个举动上就能看出来。所以,红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会以切身经历得出结论说:红军从不坑害老百姓。所以,十多年后,当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当地民众听说红军回来了,自然还会支持维护百姓利益的解放军,这就是熊氏兄弟愿意把一千斤粮食借给解放军的原因。 对于今天的政权来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决不能忘记,更不能违背。美国日薄西山,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为了自己而伤害其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一个假设:当年红军用大量的“红军币”采购了物资给养后,留下“红军币”扬长而去;多年以后,红军得了政权,也不兑现当年的白条。本来,“打土豪”没收食盐得罪了少数奸商,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但如果滥发“红军币”骗取民众的财富,最终连民众都会失去,红军将面临大财主和普通百姓都不支持的状态,那就真成土匪了。然而,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他们坚定地站在维护普通百姓利益的立场,宁愿为此而得罪少数财主。红军能做到的事,美国是做不到的。所以,美国是难以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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