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年伊始，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在美国投放了一颗精神原子弹。她在１月８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华人母亲胜一筹》——其实是她的新书《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之摘录——声称华人家长的严厉管教让孩子在美国表现杰出（比如蔡美儿强制两个女儿学钢琴和小提琴），而西方父母却在“尊重儿童个性”的口实下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大争论立即爆发。据《时代》杂志报道，短短几天内，全球有一百余万人在网上阅读了相关消息，有五千多人发表评论。
老农为同胞攒版税，特意去书店买书。见到架子上没有，转向店员询问。一位年青男店员一听就说，他知道这本书，女朋友跟他谈起过。他很激动地说：这女人迫害儿童！老农说：她并没有体罚两个女儿。店员反驳：难道精神迫害就是允许的吗？他说他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他知道什么是华人教育。他的祖母是华人，有二分之一华人血统的父亲总是指责他学习成绩不够好。看着这老兄像是要忆中式管教之苦、思美式放纵之甜的样子，老农转移话题，指着他胸前的名牌问：那你从哪里得来的犹太名字 Aaron？店员说他的母亲是犹太人。老农赶紧说蔡美儿的丈夫也是犹太人。这信息似乎让他和蔡教授建立了某种隐密联系，店员的脸色放松下来。咱俩聊了一阵华人和犹太人的匹配之处，美国怎么有那么多华犹亲家，然后店员去仓库里翻出仅剩的一本《虎妈战歌》。
当卖书的对你说书不好时，你就知道这书引起的话题有多热了。
蔡美儿上一次出书，是２００７年的《帝国盛世》（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 and Why They Fall）。她在书中提出一个观察：历史上的支配性大国，从古罗马到当今美国，还有从太宗到玄宗的我国大唐盛世，都以一种政策性的宽容，吸引国内国外不同文化背景的才智之士为己所用。也只有放手使用全球人才，才能成为全球大国。正在崛起的中国当然是一个大国，但从这一观察出发，蔡美儿认为红朝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支配性全球大国。《虎妈战歌》这本书，或许可以算作她的大国观察之家政应用：怎样结合不同文化的长处，培养子女成才。
网上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就像几乎所有网上争论一样，只是用归纳出来的简单口号划出似乎界限分明的战线，让没有时间或懒得审查第一手资料的人也能“发现”自己的立场。归纳过程里略去了无数细节，而真正有意思的，往往就在这些细节之中。其实《虎妈战歌》这本书，写的并不只是中美文化之争，更是有传统和无传统的区别。
蔡美儿的家法，依托着一个悠久的传统。她说蔡家祖先曾为明神宗管历法。老农给她算来，或许其先祖还和利马窦争论过中西历法。蔡美儿说，她家的客厅里，至今放着一本先祖阐述《周易》的著作（复印本）。蔡美儿的父亲蔡少裳，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颇有名气的计算机教授。蔡美儿说她有家族的名誉要传承。她甚至引用了“富不过三代”的中国老话，说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富裕生活中退化，必须对她们严格要求。虽说女儿传承家声并非华夏古礼，考虑到她父亲只有四个女儿，而蔡美儿是老大，倒也可以理解。而且，由于是双语家庭，她可以让两个女儿中文姓蔡，只在英文里冠其父姓 Rubenfeld。所以也算是继承了家族的姓氏。
这是海外华人的特点。他们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被革命摧毁，他们仍然有传递文化火炬的历史使命感。
因为背靠华夏传统，又有强烈使命感，所以蔡美儿很肯定地认为自己知道应该赶着孩子做什么。这种肯定性，正是美国家长所没有的。他们不能肯定自己想为孩子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他们只能举着“尊重儿童”的旗号让孩子自己选择，他们根本学不了蔡美儿。
另一方面，蔡美儿故国的中国妈，同样学不了蔡美儿。虽然蔡美儿因出生于１９６２年属虎而自称“虎妈”，似乎很中国，其实她生在美国，一路读的都是美国学校，她是地道的美国人。蔡美儿的所谓“强制”女儿，是通过美国式 giving and taking 进行的。 女儿可以打商量，可以还嘴，可以讨价还价，可以争争吵吵。练琴是强制的，但孩子的情绪也是有疏散管道的。
这种美国式的讲道理能力，在红朝是大面积缺乏。星期三的《中国青年报》有篇文章，《人人都应学会讲道理》。在一场伦理学讨论会上，“有人提出，这个社会，当然要追求崇高，但当务之急是要学会‘讲道理’”，以减少道德滑坡引起的暴力事件。
中国妈学习蔡美儿相对容易的地方，是像她那样了解强制孩子学习的内容，至少达到中学程度，从而使自己的强制有具体针对性，落实到细节上。蔡美儿幼年练过琴，她能听出孩子练习时的问题，何处音不准，何处节奏要加快，等等，所以她的强制有效果。抽象地要孩子认真读书，远不如一起坐下来，摊开本子看一看，到底哪一部分内容没搞懂。
不过，红朝早已抛弃了华夏文化传统，现在的中国人，如同美国人，他们一样缺乏那种知道应该赶着孩子做什么的肯定性。
与《虎妈战歌》同时在今年１月初出版的，有一本讨论西方哲学的书，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休伯特·德赖弗斯和哈佛大学教授多兰斯·凯利合著。他们说，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从宗教走向世俗，不再有一个统一的传统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指导。人们缺乏作出重要选择的伦理基础，每个人必须自己为自己发现生命的意义。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做不好这件事，由此导致普遍的忧虑。
其实四百年前莎士比亚已经写过了。王子哈姆雷特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读哲学，那是马丁·路德身为神学教授，在教堂门上贴出批评教廷腐败的《九十五条论纲》、掀起宗教改革巨浪的所在。王子在剧中对一系列社会现象和思想争论作了无数质询，他是一位开始怀疑神学戒律的人文主义者。代价是他失去了传统，不知如何做出重要选择，他甚至无法决定是否应该为父亲报仇。
德赖弗斯和凯利说，美国人的补救方式是抓住眼前的席卷性事件，比如体育比赛时突然进球引起的全场骚动，球迷们在这一瞬间内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当蔡美儿的二女儿终于争得自我选择的机会时，她选择的确实是体育运动——女选手很出风头的网球。
一时想不出中国人的补救方式是什么，唱红歌？
【专栏说明】 本专栏每周五更新，允许非商业性转贴。每月第一个周五吴说八道杂拌儿，第二个周五鼓吹女男平等，最后一个周五评书评电影或附庸风雅，倒数第二个周五毁人不倦谈教育。如果当月有五个周五，中间那个放国际随笔。
RSS 2.0 订阅本文。 对本文进行评论 返回之前浏览的页 返回吾讲斯美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