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老师是我所尊敬的前辈，他的评论精准、老辣。不过，近日他在凤凰网评论专栏中对南科大的评论《争议南科大 何须尽责朱清时》表达出的观点，我不能完全认同。
应该说，笑老师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因此我仅以笑老师的文章为例，分析我所理解的对南科大评论的常见谬误。当然，到底是他们谬了，还是我误了，全赖各位自己的分析，在此我仅抛出自己的观点。
笑老师的文章一上来，劈头就是这样一句话：“谁对谁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随着争议的升级，南科大正陷入困境中。”
我对这样的判断表示惊讶。这是一场事关南科大教改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争论，如果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很可能埋葬改革的前途，还是对深圳纳税人贡献的几十亿元人民币的巨大浪费，怎能说不重要呢？
这句话的另一处谬误是：“随着争议的升级，南科大正陷入困境中。”我想，这是混淆了因果：南科大并非“随着争议的升级”而陷入困境的。正确的逻辑顺序是：随着南科大陷入困境，争议升级。很显然，目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议，是因为南科大师资不齐、培养方案阙如、课程体系混乱。换言之，是因为南科大自身的改革陷入了困境，才会有目前的争议。
另一方面，争议的升级有没有让南科大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我认为没有证据支撑这样的判断。反倒是这样的争议似乎刺激了朱清时校长，他很快就发布了330人的招聘计划，理事会也已组建，一切似乎正走向正轨，而不是更深地陷入困境。
笑老师文章的第二段，我完全赞同：“这场争议，在我看来，其实是改革者之间的争议。无论争议一方即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还是争议另一方即援建南科大之港大三教授，在我看来，他们对教育改革的真诚和勇气，都是无可置辩的，都是可敬的。”
但是紧接着，笑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本来属于一个战壕，为什么会走到几乎亲痛仇快这一步呢？”并且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神秘的幕后，有一只幽灵般的手，拆散了他们，阻隔着他们，在他们中播种猜疑和怨恨。”
笑老师所言的这双“幽灵般的手”是什么？他自己解释说，“不是任何具体的人或任何具体的机构，而是一种环境。”什么环境？他引用了蛇口改革的例子，并且与今日的南科大改革形成对比：“80年代之为改革大时代，几乎无须论证。可以犯错误，不可以不改革，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改革者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这就给了改革者强大的自信……袁庚跟当下朱清时的这种差异，毋宁说，是两个时代的差异。当下的时代潮流跟80年代几乎是反向的，可以不改革，不可犯错误；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众所周知都已经成了潜规则。”
在笑老师看来，改革大时代的一去不复返，是今日南科大改革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老实说，这样的逻辑是很容易想到的，也是许多人的惯常思维方式，我在去年底写《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时，也主要采用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可是，我逐渐发现，这样的逻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我对80年代蛇口改革的情况并不熟悉，但仅就当下的中国而言，我坚决反对“无须论证”的改革。没错，中国不可以不改革，但是改革需要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否则改革者很可能亲手将改革埋葬。改革不是改革者的通行证，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竟还在摸石头，这是不是有些可悲？眼下，我们既需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又需要改革的方法和智慧。
南科大遇到的种种问题，既与改革动力不足有关，又与改革方式欠妥有关——在我看来，后者的关系更大。
有许多人将南科大困境归咎于政府抵制改革，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几点事实：第一，南科大是公办学校，是深圳市政府想办的，为此，它投入了几十亿的资金和许多其他资源；第二，朱清时校长是深圳市选定的，尽管采用了“猎头”等新方式，但校长遴选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市委领导；第三，中央政府对南科大做了什么？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们在狙击改革，而非期待南科大闯出改革的一条路来？即便有所谓保守势力存在，政府也决不是铁板一块。
我们总以为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某一双神秘的幕后黑手承担，总假想体制永远是反动的（最离谱的是，在前一段时间南科大一学生退学的新闻后，居然有网民评论曰：这个退学学生是教育部安排进去的间谍！）。但实际上，真正伤害南科大最深的，正是笑老师所怀念的“无须论证的改革”。从一开始，南科大就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为日后的坎坷埋下了伏笔。在此仅举几例：
——南科大究竟为什么要以“小规模研究型大学”为目标？深圳市政府办这所大学，更多是期望充实自己的人才，完善产学研的一体化建设，但小规模的研究型大学能实现这一的目标吗？会不会变成了又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并不是说“小规模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就是错的，但是显然，它是缺乏论证的。
——南科大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达到“亚洲一流”？最初，南科大的愿景是“世界一流”，后来稍微收敛，范围变成了亚洲。最近朱清时又公开表示：如果相关条件满足，法律法规成熟，在10年内可以把南科大建成亚洲一流大学。那么，10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亚洲一流又是怎样的衡量标准？
——为什么要招11岁的山东男孩苏刘溢？南科大能否提供适合他的培养环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苏刘溢会在学期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回家了？
——南科大的教改要遵循怎样的步骤？为什么要招首届教改实验班？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我之前的报道《南科大内忧》已经呈现了很多。遗憾的是，在没有足够论证的基础上，教改实验班就仓促上阵，酿成今天的困境。
我注意到，不少媒体对南科大的报道中都有这样的话：“朱清时一直在努力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今他承认，‘我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已经会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言下之意，南科大的困难已经证明：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全赖体制太落后，太反动。
但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南科大的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体制能够给南科大辟一块特区，让它去尝试新的东西，并获得成功，但是对于整体的高教改革而言，没有任何示范价值，除非墙头变换大王旗，整个体制被摧毁。
实际上我也认为南科大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只不过这个答案不仅跟体制有关，还跟具体的教育理念、改革方法有关，跟改革到底需不需要科学论证有关。
最近，南科大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意味着南科大的现代大学制度初见雏形，也意味着朱清时校长的权力真正受到了制度性的约束。由于理事会完全不对外开放，因此我们不知道理事们都讨论了些什么，但从朱清时事后的表态来看，理事们给他提了相当多的问题，让他感觉“精力透支”——实际上，回答理事们的各种质疑正是校长的职责所在，也是做出科学论证、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种种信息表明，这一次理事会会议是成功的，尽管理事会在人员结构上仍然存在问题，比如政府人员过多，教师、学生代表阙如等，但既然已经迈开了质疑和讨论的步子，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南科大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期待南科大摒弃曾经的错误，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回到笑老师的文章。在文末，笑老师动了感情：“像我这样年富力强的人多了去了，为教育改革拉纤的却不是我，不是我们，只有那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本来应该颐养天年的老人。现在，南科大终于遇到问题，终于引爆争议了。他终于不能不向我们恳求对改革和改革者的宽容，这恳求多么悲凉。问题不能回避，争议必须继续。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责任都推给那个孤独的老人。”
这又是针对南科大一事的一种典型评论方式，即用煽情的语句为朱校长背书。笑老师和朱清时校长是老友，我相信笑老师的感情是完全真挚的。不过，拿年龄说事，从逻辑上讲能有多少说服力呢？胡锦涛、温家宝都比朱清时大4岁，为什么我们看到“什锦八宝饭”们肉麻地呼喊“胡爷爷、温爷爷辛苦了”的时候，投去的却经常是白眼呢？也许有人说，那是因为胡温都是纳税人养着的公仆，是理应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再怎么监督、质疑也不为过，但是，朱清时手中拿着的，又何尝不是纳税人的钱？他将会影响的，还有那么多学生的命运，甚至还有整个中国高教改革的前途，我们为什么又要给他发放一张无条件的改革通行证呢？
末了，我必须声明：和笑老师一样，我也经常慨叹今非昔比，改革的大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希望提倡的是一种与80年代不同的改革风气。我认为，如果让笑老师所言的那种“无须论证、不论对错就改革”的时代重来，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眼下南科大的改革困境正是跟改革方法有欠妥当、缺乏论证有关。笑老师在文中倡导对改革者要宽容，但我认为，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各界对改革者不够宽容，而是改革者自身要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在多方的共同努力、共同监督下推进改革。
我衷心期待改革大时代的再临，但是在我心目中的改革大时代，一切改革的理念都需要科学的论证，一切改革的措施都需要建立在事实与逻辑的基础上，扛起改革大旗的人不能自动获得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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