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纽约时报》少数民族音乐测出了中国当局的容忍限度_

北京――他们曾在欧洲进行巡回演出。他们曾与著名乐队Coldplay同台演出，他们曾在国际媒体上赢得热烈的掌声。但是在中国，日益流行的蒙古摇滚乐队杭盖还未得到当局的赞赏。

最近在北京郊区由杭盖乐队组织的音乐节上，他们邀请的都是与乐队成员类似的，善于将民族传统音乐融入现代流行音乐的音乐家。其中来自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地区的试验性音乐家马木尔演奏了冬不拉（一种长颈弹拨类乐器），来自于干旱的大西北的游吟民族歌手张�（音）表演了歌曲。

音乐节不但没有因为飘忽不定的音质和高价食物而缩水。反倒吸引了一群国家安全机构的官员们。这些人带着一些怀疑、一些不耐烦、以及一点点的好奇心观察着音乐节上发生的一举一动。

随着表演场地的选择余地的增长，象杭盖乐队这样的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家们得到了不同寻常的财务资助和文化彰显。

但是在中国，只要中央政府还在牢牢掌握着流行媒体和文化事业，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家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窘境：循规蹈矩，但可能会丢失大量的粉丝；越过雷池，则很可能丢失饭碗。

中国有一亿人，大约占8%的总人口是来自55个国家承认的少数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的孤立与自治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语言和文化上与汉族都有明显的差异。

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来自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不断的被主流的汉族文化所同化。大城市更好的待遇带来的诱惑不断的吸引着少数民族的年轻人放弃传统的乡村生活。电视和流行音乐也不断的腐蚀着少数民族的传统娱乐形式。

此外，许多组织认为北京的政策排挤少数民族以达到对其进行控制的目的。政府也通过经济刺激来引诱数百万的汉族人到西部、南部和北部的边陲地区进行开发投资，来填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上与[汉族]的差距。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与少数民族的人相比，汉族人在找工作和其它机会上具备不平等的优越性，”波莫纳学院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专家Dru Gladney这么说。他还补充说，这种怨恨是发生在西藏和西部地区新疆的民族冲突事件的潜在因素。在最近发生的维汉冲突中，维族发起的暴动中有数百人死亡，死者大部分为汉族。

但在官方媒体中，共产党却想呈现另外一派完全不同的画面。

由国家资助的少数民族歌舞团会在文化阵地的前沿代表少数民族经常出现在电视上。这些演出的内容颇具民族情调，也很友好。参加演出的演员们都身着光鲜的外衣，带着甜美的笑容，载歌载舞、兴致高昂。在很多情况下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演员还要同台表演，象征着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歌词往往是普通话。

歌词内容不带一点政治色彩，而是频繁地赞美中国边境地区的美丽景色。在2009年，蒙古歌唱家乌兰托娅的一首歌”我要去西藏”不但博得中央的欢心，还在卡拉OK歌厅中流行起来。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就像是一个西藏旅游观光宣传片，其中还参杂着国家出资成立的歌舞团表演的舞蹈。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在北京到拉萨的火车上被一遍一遍的重复播放着。现实却对那些希望以传统音乐的方式来演出的人提出了挑战，这些歌的歌词常常描绘的是少数民族生活中不那么光鲜的一面。

“在我创作的歌曲中，有80%是描述苦难生活的，”奥杰阿格说，他是一名目前常住在北京的彝族音乐人。”但是我能唱这些歌曲么？当然不能，那样我就没法生存了。”

奥杰先生曾作为三重唱组合”山鹰乐队”的成员在9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尽管他在四川省凉山县地区成长，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但是如今他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城市生活。他编着齐肩长的辫子，穿着名牌的牛仔裤。他的名气帮他赢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为政府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属的演出团体编排节目。

许多这种节目在本质上都是政治化的：奥杰先生最近刚刚从云南省回来。他在那里用了一周的时间来帮助地方企业家编排爱国歌曲节目。

当奥杰先生满足于眼前的稳定生活，以及伴随着他的职位而来的声望时，他也意识到了其音乐灵感也受到了当局的限制。例如，是政府最终决定他的演出地点，以及他的歌曲所用的语言。

“我当然也有反对意见，” 奥杰先生说。”在其他国家你可以提出这些意见，但是在中国你做不到。”

但是一些少数民族音乐人却已经成功地找到另一条道路。

以”山人”组合为例，他们的曲风融合了电子乐，雷鬼音乐及金属音乐的风格，他们也因这种混合性的音乐风格而知名。他们的音乐还受到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启发，加入了弹拨乐器的元素和松散的和弦。

乐队领袖小不点是一个能够弹奏多种乐器的音乐人――他生长在中国西南贵州省的贫困山区。他说他从未想过音乐会成为他的事业。作为布依族一位放牛人的儿子，小不点在19岁时离开了家乡。他用上高中的学费换了一张开往北京的单程火车票。他说”我当时想看看山的另一面到底是怎样的。”

小不点最开始是与他的哥哥住在一起。他的哥哥是名玩摇滚乐的音乐人，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收集了很多外国的音乐和电影。一天，小不点在一个关于二战的纪录片中听到了鲍勃迪伦的一首歌――”随风而逝”。”这首歌很简单。只有人声、吉他和口琴，但是那种力量强大无比，好象原子弹一样。”

利用他们在政府之外的渠道优势，山人乐队可以不用像奥杰先生那样，可以突破政府限制进行音乐创作。

例如，《30年》这首歌是山人乐队根据彝族民歌创作的。乐队的主唱瞿子寒对歌词进行了修改，反映了在大城市找寻工作与真爱的艰难。

“尽管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还是会通过音乐做出反抗，”瞿先生说。”我们只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让人们能有所思考。”

上个月，几百名外国人和年轻的中国人包下了一间北京著名的酒吧，并请来杭盖乐队进行他们世界巡演前在国内的最后一场演唱。投影仪将蓝天、绿草和奔跑的群马投影在舞台上。这些影像也暗示了蒙古的美丽景色正在被汉人开办的采矿公司一点点的破坏。

杭盖乐队每唱完一首歌，同样来自乐队家乡内蒙古的粉丝们都会上台为乐队成员献上五彩丝带（一种传统的表示尊敬的礼仪）。当乐队主唱胡日查喊道：”我们给你带来了草原。”后现场观众回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是这种民族自豪感却正被不可确定的事件予以打击。接下来的一周，杭盖乐队出现在上海，准备登上山人乐队前一天表演过的舞台，且演出门票全部售罄，但警察却在开场秀后出现，以扰民遭到投诉为名阻止了演出的继续进行。

乐队因演出被取消而感到沮丧。”他们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试图控制一切。摇滚演唱会非常安全。毕竟这只是音乐而已。”乐队领队伊立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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