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将近,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庆祝正在进入高潮。当下,用政治正确的宣传报道追溯执政党的历史,似乎很容易,但另一个问题也许被忽略了:人们对党的“现状”欠缺足够的了解。

对党的“现状”的了解,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事实基础上的、理论化的透彻了解:现实中,党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党的运作效力究竟如何?党究竟在当下扮演什么角色?与过往的、历史的、国外的政党到底有什么不同?目前为止,无论是媒体界还是学界,无论是官方还是体制外人士,对这些问题都欠缺真正有价值的思考。

本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党员生活会上说,“增强忧患意识比歌功颂德更重要”。但增强忧患意识的前提即是对忧患有了解,哪里应该“忧”,哪里应该“患”,如果不了解,即使想有忧患意识,也找不到着力点。

现在,从最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到党中央、国务院,忧患者大有人在,但这种忧患停留于感性层面。随便找一些官员,他都能告诉你他的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他对社会矛盾的忧虑。但是,每个人都在忧患他所知道的那一块,却没有人把大家忧患的东西凑在一起研究,并提炼出对现实的理论解释。

难道这是因为中国人偏重感性思维的传统吗?不是,是因为在更高的理性层面,我们缺乏真正认清现实的勇气。眼下的执政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谁能告诉你?政治教材吗?马、恩、毛著作吗?还是海外出版的稗官野史?这些年,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看,除了一些在中国深入调查的国外学者,国内对执政党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大突破。

一方面,对于官方学者来说,要实现突破有难度。中国的社会科学虽然时有技术性突破,但思想性突破,尤其是在敏感的执政党研究上,往往难有真正进展。另一方面,民间学者和一些媒体人,则容易将对执政党的思考简单化,他们过于偏向批判性,或者执着于用另一种政治体系作为参照。总体而言,很少有人真正对执政党的运作进行深入、仔细、客观的分析。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总结,原本是学者的任务。对于执政党的运作,如果学者也不能提供系统化的解释,公众也只能茫然,或者停留于一些僵化、肤浅的概念了。

现实的执政党和僵化的理论有什么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很多学者将执政党的运作轻率地认定为“高度集权”,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很多政府部门恰恰是高度分权的,不要说一个县市,就是国务院各部委都经常出现互相推诿、扯皮,互不买账的现象,政令不出中南海都常出现。

就笔者个人在基层政府的观察,中国政府条块分割、互为沟壑的现象非常严重。理论上说,党委的作用就是按照党的部署统筹、协调,党委是权力中心,但是,党委指挥不了各个部门的现象比比皆是。各部门虽然不会公开不服从,但私底下各有各的方法,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毛泽东时代,高度集权的说法可能是符合实际的,一旦毛的政令从广播里播出来,全国都立刻行动起来,但现在,当需要执政党通过“高度集权”的体制将一项政令迅速贯彻的时候,却经常出现政令不通的情况。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治理的某些方面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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