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被称为“红色江山”时代——从死人这个角度而言,这江山的确应该是红色的,因为死人太多。正如我在《
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文所言:斯时,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这里边当然原因多多,但统治集团——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领导人的生命观当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妨来看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对生命的看法。


毛泽东据说是无私的,为了新中国牺牲了六位亲人。不过他早就有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在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在苏联时,他更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亿,一定还要多。”看到这些话,不难理解什么叫草菅人命;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才能换来社会主义,人民是不需要这个主义的。既然全世界都可以死一半人,那六位亲人又算什么呢?


有了这样的观念,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政策和体制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毛泽东对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死亡灾难却心平气和得让人吃惊。大跃進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
[庄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带孝”。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种上庄稼。


如前所述,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甚至,毛泽东对他他搞大跃進中国会死多少人都心中有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66年,刚刚吃饱饭没几年的中国人又将面临一场更大的灾难,这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著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裏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到了这一年冬天,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趋势发出最新最高指示:“
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73岁生日那天,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随之,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军队支持的就是“左派”,是“革命组织”,不支持的当然就是“保守派”,是“反动组织”。康生、江青等人又提出“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


军队“支左”——给“左派”发武器“文攻武卫”。《中国“左”祸》列举了很多著名事件。其中:
19671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打死24人,打伤74人,事后双方又互抓对方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19675月,广西两派组织武斗,仅“四.二二”一方就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名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加上攻击方的损伤,总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8445人;烧毁房屋2820多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0000多户50000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以上。湖南道县还放出了杀人“卫星”。19678月到10月,历时66天,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杀死4193人,另有326人被迫自杀。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杀人“成绩”也可观,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仅出生10天。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砍,沉水,炸死,投消水洞,活埋,打死,勒死,烧死,摔死。


为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生命观叹息,更为中国有这样的领导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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