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8月24日 17:19:58

  

满头银发的张思之律师仍站在第一线
   1927年出生的张思之先生仍在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劳碌奔波、苦心焦虑,聂树斌案、重庆李庄案、成都冉案……许多重大案件都能看见他的身影。85岁高龄,满头银发,身体看上去却很硬朗,感谢上帝对中国律师界的祝福,我们还有一个张思之。他80岁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再贴上一次。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开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也是唯一的一场雪,迎着漫天飘飞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岁的张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着这两句诗的时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湿润的。
   从那个雪天以来,又是12个年头过去了,张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没有离开律师的职业位置,依然与脚下这块土地同忧乐,从容、乐观、明白地面对日出日落。今年是他从业满50年,如果减去中间二十多年的中断,他的实际执业时间其实还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从业,只办了一个半案子,就赶上了铺天盖地的反右风暴。1980年,当他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站在举世瞩目的江青、林彪“两案”特别法庭上时,那年他53岁,年轻已经不再。半个多世纪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烟的风云往事,翻烙饼一般的民族命运,多少泪水与苦难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阴云,进入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世纪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发出夺目的光华,靠的不是法庭上的“胜利”,恰恰相反,作为律师,他辩护的许多案子都以失败告终,他曾不无悲壮地以四个字概括自己的律师生涯——“屡败屡战”,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知道,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能做的就是不问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要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行事,对历史负责。世人皆知,他是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阴谋颠覆政府案”、“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辩护律师,他也曾为陆子斌“反革命宣传煽动案”、冯邵力等“阴谋颠覆政权案”、杨子立等“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辩护。当然,在他是职业生涯中,他也曾为包括大兴安岭火灾的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在内的许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来,他仍接办了“郑恩宠案”、“聂树斌案”、“禁书案”等世人关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时,曾出版过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我的辩词和梦想》,遗憾的是大陆版删除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辩词,变成了一个残缺的版本,好在海峡对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页,记录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辩词,也记录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给我的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页,谦虚地写下“资料一册”一行字,这哪里是普通的资料,这是历史活的见证,是一个中国律师记下的20世纪后半叶这个大时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动容。
   在他的执业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为现政权眼中的异端做无罪辩护,处在一个远没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国度里,他这样做的风险可想而知,很多时候,能不能对某个案子做无罪辩护,并不是律师本人能决定的,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一不小心,就会逾越当局划定的圈圈。他头上带着紧箍咒,身边是一道道或有形或无形的铜墙铁壁,身为专业律师能发挥的空间狭小又狭小。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无愧于职业良心的辩护,这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他曾说过“天不难测,讼事难测,这是无情的现实。”其实,难测的不是讼事,不是其变化无常,而是许多案子本来就是有罪推定,开审之前就定下了判决结果,法官、法院、法律也无能改变,开庭不过是形式,律师不过是道具,法庭辩护在权势者眼里只是走过场,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为律师,就要有职业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违逆上意,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进行辩护,他选择的辩护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实一项项驳倒,让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诉书穿帮,让法院在哪怕不能影响最终的判决,对他已经尽心尽力,无愧于律师这个名号。
   长期以来,他总是那么的谦卑,对自己从事的神圣职业充满敬畏,他总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遗憾,他对自己不能在法庭畅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泪。他多次为自己的辩护不够到位、“重大失误”而难过。魏京生案,他追问:“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姑且不论‘风险’,试问:你称职吗?”王军涛案,他自责:“我在法庭上发表的那篇几近七千字的辩词是蹩脚的。问题不在于时间仓卒,而在于我的软弱和无能!”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时代环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给了他们不到24个小时看案卷的时间,全卷有12宗1900多页,而且许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中间司法局的官员还要找他们“商讨”,即便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也看不过来。一些至关重要的书证来不及摘抄,因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们复印,结果发现最重要的恰恰都遗漏未印,只是页码不少。王军涛案一开始只给3天阅卷的时间,争取之后加了两天,然而21个卷宗,2900多页,5天下来也没能看完。
   尽管如此,在极为不利乃至恶劣的条件下,在层层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每个案子的核心,洞见事实上的破绽,逻辑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牵强,清晰、干净、利落地进行辩护。他办的那些政治案,尽管结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进行辨析,一丝不苟,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准,都应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许多辩词都属于历史,不仅属于20世纪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属于20世纪的言论史。他的辩词没有带感情色彩的抒情语句,几乎没有任何华美的装饰,他的立足点是事实、逻辑、法理和现行法律,他始终记得他是个律师,一切都是按这个职业赋予他的天职去做。他有喜怒哀乐,但从来不在职业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热忱、情感、倾向都是内敛的,他的辩护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内在的逻辑。我喜欢他辩词的语言,那是法的语言,力求准确、严密、冷静,在他的辩词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说出每个字、每句话时的脸色,甚至听见他的心跳。
   “政府与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反对主张‘两个凡是’的政府首脑,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攻击政府’,更无人能得出这是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声音,在自由还没有眷顾这块土地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有着闪电一样的力量。他的辩词包含着他的梦想,在没有成为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张思之先生奉献的不仅是金子般可贵的辩词,更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人格。在这样一个时代,在12万执业律师中竟然诞生了他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一个奇迹,是老天对我们这个不幸民族的厚待,“伟大”这个词曾经被滥用,我们平常不愿意轻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话,张思之先生就是当得起“伟大律师”四个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闭庭之后,他哭了。他说,那是为自己,为他钟情的律师这个神圣职业,为他深爱着的祖国。泪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这个细节记在《我的辩词和梦想》长长的后记中,每次翻到这里,我总是想到艾青的另外两句诗,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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