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 追求人类免于恐惧的自由

上篇

出于对人类进化的长期思考,我相信理性的意义,相信理性这个范畴对于解释人类历史的价值。但无数事件表明,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们可以在或短或长的时间里陷入非理性状态。有记叙文学专门记录人的疯狂行为,也有经济学家批判理性假说,用严密推理说明非理性行为的现实性。

如果人类的行为全然无理可寻,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癫狂起来,人类还有什么希望?人类若真有这种劣根性,我们探寻文明、追求制度建设又有什么意义?笔者有乐观主义秉性,宁肯相信人类理性绝非虚幻,只是理性这东西并不总是与我们贴身而行。

现在我们把十年“文化大革命”作为非理性的、癫狂的时代。笔者自己经历过那个时代,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到高中毕业,除过高中那两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之外,其他时间就没有正经上过课。武斗开始以后,我们街道的各家人都用陕北人特有的毛毡覆盖了窗户,说是可以防止子弹射进家里。父亲被挂纸牌游街的罪状”之一,是说他用《毛主席语录》的塑封皮装了钞票,后来听父亲说根本没有那回事,是同事捏造诬告。更荒唐的事情数不胜数。“文化大革命”前的那场“大跃进”也很疯狂、很惨烈。据说宋庆龄先生在自家院子里也架起炉子、砍掉花木炼钢铁。如果这样的事情现在看来仅仅是可笑,那么,育儿母亲食不果腹还要参加劳动、婴儿因此被饿毙,就一点也不可笑了。

西方中世纪也有癫狂时期。人们可以随便指一女子说她是女巫,众人验定的办法是看她被抛进水里后会不会下沉,若下沉就是真女巫,淹不死也会被烧死。不太久远发生的法西斯暴乱也是一场践踏理性的集体疯狂,数千万无辜者因此死于非命。

血腥战争结束,冷战又开始了,几个大国制造的核武器足以消灭全人类好多次。冷战也消停了,人类该告别疯狂了吧?还不是。有经济学家说,眼下还没有过去的世界金融危机也和非理性有关。明明是低收入者没有购房支付能力,可是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另有学者说,监管部门也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其危害甚至远甚于市场体系中的牟利者,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不当货币政策促成的恶果,这次金融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局也脱不了干系。

理性是什么?经济学家对理性的定义更具有语义上的可交流性,因此更高明。理性是被假设的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其主要特点有二。人会精心算计,凡事按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做,此其一。其二,人的行为选择有某种一致性,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人会有一样的行为方式,不会变幻无常。背离这两个原则的行为可视为非理性。

人的绝对理性没有能得到严格的证明,但人有理性倾向却是可以证明的。让理性包容利己心,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必然冷酷,必然不和谐,因为在很多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交易实现互利。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又似乎会干出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其极端情形被我们视为疯狂。但仔细想想,疯狂行为发生时,也不是完全无“理”可寻。

就在前几日,笔者读到秦晓先生谈“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文章,按他的说法,中国人的这场世纪大癫狂,是因为“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最后异化了”,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个激进主义的异化过程”。秦晓先生主张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个思想清算。可是,笔者还是疑惑。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多数时期总在压制自由,却未见得人类总处在癫狂状态。这里一定有更直接的原因在发生作用。

笔者经阅读、思考,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恐惧使人疯狂;小恐惧,小疯狂;大恐惧,大疯狂。社会心理学会对此有一套解释,这里不必细述。这还符合经济学家关于理性偏离的认识。恐惧来自无所适从,或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来自不确定性。有了不确定性,人就很难进行利益算计,也就无法保持一为的一贯性,于是就远离理性。极端不确定导致极端恐惧的情形下,最合适的自保办法是把周围半径内的人都看作敌人,用乖戾、凶残的办法实现自保。生理学家曾做过一个著名实验,有两组实验鼠,实验者对其中一组反复进行无规则的电刺激,对另一组则进行有规则的刺激,很快前面那组实验鼠就集体发疯了。可以相信,实验鼠如此,人也差不了多少。

一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那段时间,我深深地感到怕。我的怕,还有他们干了一辈子革命的人的怕,在我身上凝聚成了恐惧。这其实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心理写照。

疯狂时代的领袖是不是比普通人有坚定的意志?完全不是。做过北京红卫兵司令的蒯大富就写道:“文革”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只是在当时的情形下,想回头都回不来了。

笔者言尤未尽,留待以后再说吧。由这个思考,笔者仿佛领悟到联合国人权文件那句话的意义:让人类拥有免除恐惧的自由!

下篇 

笔者在前文说过,在那种社会性的集体疯狂背后,有一种社会性的恐惧。把这种因果关系放到组织行为背景中,会看得更清楚。

在一个组织程度弱的群体中,其领袖通常会以激进的口号来收拢人心。对一般成员来说,领袖的立场越激进,意味着他越有冒险精神,自己的风险就越小。此所谓“天蹋下来有大个子扛”。于是,疯狂的“羊群效应”就容易发生。但这种情形实际上也把领袖置于危险当中了。他若要后退,就可能丧失领袖地位,即所谓“没有退路”;他若要继续走下去,除非有什么办法能加强自己的领袖地位,否则,一味靠激进口号来行动,不仅会毁灭自己,还会毁灭群体。我们注意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领袖对打砸抢的行为也很恐惧,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领袖地位就硬着头皮死扛到底。当自己的地位和组织的生存遇到威胁时,他们更可能采取极端的疯狂行为。

激进组织的疯狂还有一种可怕的诱发因素。通常,激进组织不便于公开活动,很难用选举的办法来产生领导人。因为没有投票信息来反映谁是多数派、谁是少数派,组织的不同领导人常常会以为自己是多数派,互相之间会发生激烈斗争。又因为这种组织的领袖没有正常的退出机制,掌权者会对退出权力核心十分恐怖,更加剧斗争的残酷性。为了在斗争中获胜,不同领袖之间可能会发生激进行为的攀比,把组织引向疯狂的恶性循环。没有退路的领袖,通常愿意把团队成员绑到战车上,死扛到底。

上述情形即使在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中也会发生,并给社会带来灾难。有资料披露,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自己群众基础有不当估计,对党的主席毛泽东的态度不很合适,一些言行把毛泽东逼到了无退路的地步,引起毛泽东的恐惧。毛泽东的反击是更激进的政治手段,把本来准备反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的会议,结果取得了胜利,但社会却因此付出巨大代价。如果当时党内有适当的民主决策机制,结果会很不相同。

如果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领袖行为也可能发生变化,恐惧与疯狂之间的恶性循环可能被打破。阿拉法特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在早期被西方人看做恐怖组织,他们的确也有恐怖行为。但后来阿拉法特被授予了“*”,这个变化其实一点也不蹊跷。阿拉法特把他的拥护者们改造成了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其社会基础的组织程度加强了,他不需要用激进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相反,他可以和自己的对手进行谈判、妥协;他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变小了。所以,不是阿拉法特本人发生了变化,而是他的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

把疯狂的原因归于恐惧,会不会有为犯罪分子开罪之嫌?笔者当然无意与此。就拿“文化大革命”时期来说,同样的形势下,就有无数年轻人没有参加武斗,没有做学生领袖。在那个非常时刻,也不是人人借机公报私仇,人人跟风作孽。一些实施残暴行为的人,肯定和他们的修养与性格有关系。“文化大革命”临近尾声时,全国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处死,也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谚语说得好: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果有合适的社会组织制度,天使可能有更大的自由飞翔空间,而魔鬼则可能被束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一场大范围的群众性癫狂,肯定不能说因为坏人突然增多了。如果不考虑社会本身的责任,不去通过制度建设来防范政治癫狂,我们的悲剧就总会有借尸还魂的机会。

最近若干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讨论热了,但浅薄之论多,深刻反省少。是的,中国人有过全社会性的疯狂,但从大的历史跨度看,西方人比我们好不到那里去。我们没有必要动辄追溯到祖宗八代那里,找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中华文化的根源。如果硬要找历史根源,我们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不可以一概而论。

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民众需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政治家需要有安全进退的社会宽容。但获得这种自由与宽容绝非探囊取物那么简单。首先,一个社会要有一个秩序。一个不好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强。有一个秩序,就方便去改革,求得秩序的改良。在无序癫狂的社会,遭殃的首先是普通百姓。其次,公共领域要有一定的竞争性,而竞争的价码最好是民众的选票。选票可以承载很多积极的信息,让政治家能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不至于乱折腾。再者,公共领域要有一定的专业化,不必把民众都裹胁到政治领域。有了这些社会条件,冲动还是会有的,但因为智慧、知识和性格类型导致的冲动会是温和的;冲动后的利益盘算也可以通过妥协来调整,而不至于斗的鱼死网破。

题记:将上月在新闻周刊发表的两篇专栏文章一并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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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30日, 3:3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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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