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以秦开始,以清终结。泱泱千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这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社会的整合与变革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作者在本文中简单梳理了精英流动和朝代更迭的关系,在帕累托精英理论的框架下,提供了看待中国历史社会的一种视角。

 

 

中国社会的精英流动和变革

——帕累托理论的中国化解读

 

文/朱肖晨(上海海事大学)

 

 

在一个朝代刚创立的时候,原始的精英构成是以追随绝对精英夺取政权的那些人。从精英流动的方式上说,这是下层的非执政精英夺取了上层的执政非精英的权力。这一层的精英流动以整层的精英覆盖为主。在这里,笔者所研究的精英流动主要集中于当社会政权建立一段时间之后,国家采取的主要的取仕制度。中国的精英流动主要表现在入仕上,所以笔者在这里称他们为“中国式精英”。

秦朝的入仕制度主要分为五种有荐举制,征召入仕,以耕战入仕,征召入仕,以吏入仕。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为荐举制,即有才能的人自荐或被推荐给卿去管理封地。汉朝最主要的入仕制度为出任郎官来正式入仕。汉初,官僚集团几乎垄断了郎官的所有来源,自汉武帝时期,郎官的组成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各郡察举孝廉至京师拜为郎中。汉时又有一个官学为太学,入太学考试者,甲等为郎,乙等为吏。而作为吏,又有很大一部分被作为推举的廉吏重新再做郎官,可以这样下一个结论,汉朝的郎官多为读书人出身。至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度登上了选仕的历史舞台。一个人根据其家世和才能被中正划分成一定的品位,中正做出的品评三年一调整,也可随时调整。然后在委任官员时,吏部以此为依据根据其品位授予一定的官职。

隋唐时期,科举兴盛了起来。科举即自由竞选,“怀牒自列”。无需长官推荐,和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入仕之门大开。各地人士可以去中央参与考试,考试合格者,可以获取一定的官职。至于宋朝,考试制度秩序化,考试科目也更加宽松,录取名额也更加宽松,天下读书人莫不以进士为主要的仕途道路。但宋朝也有个特点,恩荫制度泛滥。官员的子女可以凭此走上政治的舞台,荫补的人数有一段时期大大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成为宋朝官员的最大来源。明朝以来,科举制度又有了变革,八股文从此变成了官方的指定文体。并且科举更大程度上和学校联系在一起,所谓“科举必由学校”。为了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公平,分地取士作为一种制度落实了下来。此外,进士观政,进士馆选有利于以后进士踏入仕途的进一步发展。自清朝,科举制度算是到达了顶峰。科举的名目,次数更加繁多,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科举更加注重公平,严防科举舞弊事件的发生。除科举之外,荫叙制度也是一些官员的入仕方法。

 

 

笔者认为,精英流动的主要方式在隋唐以前主要表现为,以一个门阀取代另外一个门阀,精英的循环往往带有家族的整体性,因为隋唐以前造纸术还不是特别发达,正所谓“遗子千金不如遗子一经”,毕竟那个时代掌握教育这种特殊资源的只是少数几个家族集团,而且教育也不是很普及。而隋唐以后,科举成为主流,精英的循环带有很明显的上级随机淘汰。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皆可参加科举考试,以博得一定的官职,而那些高官的子女也很大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被排除在精英的行列。

 

社会稳定与精英流动的关系

 

秦王朝共2帝立国15年(BC221—BC206):西汉王朝共15帝立国215年(BC206—9):东汉王朝共29帝立国196年(25—220):三国时代(魏蜀吴)历时61年(220—280):西晋王朝共6帝立国53年(265—317):东晋王朝共11帝立国104年(317—420):南北朝时代439—589年共151年 :大隋王朝共5帝立国39年(581—619):唐朝共25帝立国276年(618—907):五代十一国时代73年(907—979):北宋王朝共9帝立国168年(960—1127):南宋王朝共9帝立国153年(1127—1279):蒙古帝国共15帝立国136年(1206—1368):明朝共16帝立国277年(1368—1644):满清帝国共12帝立国296年:其中大清王朝268年(1616—1644—1911)

在这里,有一个观点是不言自明的,凡是精英循环不受阻的王朝,其存在的时间也往往越长。笔者在这里把封建王朝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自秦至晋,以察举为主流的精英晋级模式,其二为自隋至清,以科举制为主体地精英晋级模式。科举制明显比察举制这种制度要优秀的多。察举制更多的是依靠长官的个人素质为主,自身往往很难占到主导位置,而科举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取士,每一个熟读儒家经典的人都有可能一跃成为明日之大臣。那么在王朝更迭中是不是也这样表现,科举制的国家存在的时间往往更加长久呢?

很明显,历史没有照理论上这么简单,察举制的王朝有时候存在的时间往往更长,而科举制的隋朝只仅仅是39年之短。其实从理论上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察举被选出的人是精英,科举而入仕的人也是精英,而中国的绝对(非)精英—皇帝,又处于绝对事实上的无监控地位,所以历史写成这样也是符合精英循环理论。

如果以知识的多寡衡量一个人的精英值的话,在和平时期儒家思想占据着主要的统治地位,其几乎垄断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官员阶层。在由秦至魏晋时期,察举的主要根据是靠门第,高门第的人在当时往往大多数都拥有者教育的特权,高门第子女的整体素质应该说对当时的那些人来说有着明显的优越性,虽然其最后不可遏制地走上了整体堕落的道路。如上所说,高门第的人往往家里都有接受儒家教育的传统,而当时又是以儒家取士,所以世家豪族才会那么兴盛,才会和当时的政治那么合拍。可以这么说,察举就是当时一种变相的科举。而自隋唐以来,教育已经不被上流集团所垄断。随着科技的发达,下层民众也可以方便的享有四书五经这些儒家书籍,也可以在学校接受私塾老师的教诲,整体上来说普通人的素质和一些高级官吏的子女的素质已经趋向于相等。这样人才才有可比性,吸收人才的大门从一定意义上就可以对所有的人敞开着,只要你有一定经济力量的话。就考虑到时代的背景来说,科举制其实和察举制并没有区别,可以说是同根而异果。

 

 

对于处于绝对上层的皇帝来说,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基因是比较优良,只是最后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基因退化而已。这个皇帝资质还算是一般的话,那么这个王朝还是可以继续平平稳稳地走下去。关键是这个皇帝还是一个有破坏力的精英的话,那么这个王朝就无以复加的走上了加速灭亡的深渊,因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帝制度保证了皇帝处于绝对权力和绝对无监控转态。隋炀帝不可谓不聪明,只是他的精英能力体现在破坏上面,庞大的隋帝国只能接受迅速土崩瓦解的命运。

 

变革与发展的规律

 

精英循环中有一个观点:一个王朝存在的时间越长,组合体地持久性情感在统治集团中就趋向于减少,而下层中的剩遗物保留较多,上层必将处于一个被淘汰的命运。当大多数精英处于比较低的地位时,他们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他们也有能力去推动社会的变革。在中国封建社会主要表现为通过战争手段以一个王朝去取代另外一个王朝。

笔者根据帕累托的理论把中国式王朝变化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底层精英在自己自身利益得不到基本满足时推动的一场王朝更迭。第二种是上层精英遭遇严重打击寻求自身保卫或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发动的一场王朝更迭。根据帕累托的理论,笔者推断出一个王朝存在时间的长短决定了王朝更迭是以何种方式进行。

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有两个,一个是秦帝国,一个是隋朝帝国。秦时的造反力量后来主要集中于刘邦与项羽两级争霸。项羽是楚国贵族,笔者这里称其为“上层遗留精英”,刘邦则是以一个亭长起家,笔者这里称之为“底层精英分子”。按照惯例,短命王朝的继承者应该是上一代的高级官吏或者至少是当时之上层人士。但是在秦朝出现了例外,笔者在这里认为,可以用精英集团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说,刘邦这个精英团队的精英数值远大于项羽这个精英团队的精英数值。对于刘邦这个精英团队,有名望的人不计其数,张良,萧何,韩信等等。而项羽这个精英团队,除了范增之外,留给历史的还有几个人。历史不是简单的计算,但是对于精英集团的数值来说,刘邦明显要胜于项羽。隋朝帝国的末期的主要造反势力有李渊(太原留守)王世充(江都留守) 窦建德(里长,当世豪杰) 杜伏威(农民出身) 李密(蒲山公)等等,可见隋末时期反抗力量主要以高级官员为主。

 

 

王朝更迭的起义者们,得之则天下俱在已手,失之则身死家屠。造反收益=现有收益+机会收益(风险收益)。对于那些高级官吏来说,他们的现有收益已经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之境地,或者风险收益中风险很小,他们才会加入到王朝更迭的大军中。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摧毁这种制度。

对于其他的长命王朝,攻击他们的军事力量中刘秀中兴西汉王朝,其出身为宗室后裔,一介布衣而已。赵匡胤虽为将门之后,但出身时家道已经没落。朱元璋更是出身极其贫苦,更一度沦为僧众,但是他们都属于处于底层的精英分子。但是历史明白的记载,刘秀依附于更始帝,赵匡胤依附于柴宗训,朱元璋开始也是郭子兴的手下。对于他们的成功,笔者认为应当把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从下层民众转换为高级官吏,从而又回到高级官员的造反模式。下级成功的民众造反往往都会完成这种身份的蜕变,起初这些处于下级精英民众缺乏极其重要的造反资本,他们只能依托于一个庞大的造反集团目标下。并且依附与大的目标也符合风险分散的理论,对于自身力量的发展反而有着重大的保护作用。当这个造反集团趋于解体时,或者力量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中时,这些来自于底层的精英就开始取而代之。

 

精英循环与秩序再造

 

任何循环都会走上一个死胡同,非制度不好用,而是人凌驾于制度之上而已。当精英循环的道路已经完全阻塞的时候,王朝的更迭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这样新一轮的精英循环又从此踏上了舞台,完成了初始的精英积累。

历史的惯性又使得这群新的精英群体沿用旧精英的一套管理模式去发掘最新的精英,随着历史的演变,又有新一层的下层精英踏上了变成上层执政精英的这条道路,精英循环就这样周而复转的运行下去。总之,中国社会也如帕累托所叙述的那样,精英循环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控制着一个国家的兴盛,衰竭,乃至更迭。研究帕累托理论,希望可以给研究历史学的那群人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分析这个社会。

 

 

参考文献: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北京出版社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世愉孟彦弘.中国古代官制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制度史导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文亦发表于共识网;责编:刘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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