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关系必须正常化

——王一江教授《民富论》读后


国家与社会诸种关系中,最基础且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是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关系。这是王一江教授所著《民富论》所要论述的主题。

王教授所说的国家,不完全等同通常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作为强制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意义上的国家,更多侧重强制性。作为具有强制性职能的国家可以做三种事,用 王教授的话来说,叫做国家有三只手,第一只手是无为之手,第二只手是扶持之手。这两只手,已经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即凡是市场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国家就不 要插手,是为无为。凡是市场和社会力不能及的领域,国家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是为扶持之手。

国家的第三只手,即掠夺之手,似乎在过去对国家功能的陈述中,就说得不多了。以王教授所见,国家某种程度上其实跟常人无异,也是理性经济人,也要消费,也要 追逐自身的特定利益。不同的在于,作为具有强制性职能的国家,它垄断了常人所不能垄断的暴力机器,可以借助这样的暴力机器来追逐自己的特定利益,掠夺于是 成为可能。在这点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不可能有什么本质的差异。

显然,国家对社会的掠夺是现代社会中最恐怖的景象之一。如果可以靠掠夺致富,那么谁还愿意去生产呢?谁还愿意靠自己的诚实劳动,靠给社会创造财富,来给自己 增加财富呢?那么类似古代游牧民族的铁骑经常横扫中原地区的故事,就还会轮番上演,区别只在于,那是流寇的偶然掠夺,而这是坐寇的有计划的可持续的长期掠 夺,而且是在一国中。这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这对社会总体福祉的破坏,这对整个民心的打击,是不言而喻。整个社会,就都可能倒退到野蛮时代。

对国家掠夺之手的这种分析,跟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早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已经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 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就因为国家有掠夺之手,工人阶级必须首先砸烂这掠夺之手。恩格斯后来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 导言,更是特别强调:“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 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也是就掠夺的方面。

无论是王教授的掠夺说,还是经典作家的祸害说,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对国家的善意假定。如王教授书中援引的西方学者安德烈@施 弗莱的主张,不能天真地假设国家的目标就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甚至,国家统治者往往连自身的长期利益也可以罔顾,为短期利益而过度掠夺,导致整个社会的倾 覆。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乏其例。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曾经特别痛斥对国家的迷信:“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任 务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 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 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

国家并没有传统所称的那么神圣。它真的就跟常人没多少分别,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关键在于习俗移人,即关键在于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中。如果有跟掌握的 力量对称的力量去制衡它,约束它,那么它就会跟好人一样,无为之手和扶持之手就会充分发挥作用。但如果没有对它的强力制约,它就是一力独大,那么它就正好 处在人性恶的触发点上,它的恶的本性就会不可遏制,掠夺之手就会不可遏制。所以,怎样驾驭国家,让国家根本没办法施展掠夺之手,只能使用无为之手和扶持之 手,就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核心命题。

对 国家是不能做善意假定的,即国家是可能随时作恶的。那么相应的逻辑,就是国家的力量不可以过于强大。王教授在书中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资源,作恶当 然也需要资源。所以,“如果国家的某个部分,社会上某个个人或利益集团掌握的资源足够多,他们用这些资源来颠覆民主的能力就相应强大。而如果其他人掌握的 资源有限,他们阻止利益集团颠覆民主的能力也就有限。颠覆民主的力量强,对颠覆民主行为进行监督和反对的力量弱,民主就没有保证。”

这段话可谓振聋发聩。用这个尺度来丈量,相比于社会而言,我们的国家力量是不是过于强大了?答案是肯定的。

这首先表现为国家掌握着过分强大的财力。即如王教授书中所举例,当下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且增长来势凶猛,速度快,规模大。自上世纪末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 收入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以上,从百分之十稍多达到了目前的百分之二十几。不仅如此,此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GDP增速的两倍以上,新世纪以来很多年份甚至超过百分之三十,这即意味着,新增加财富每10元有6元多或2/3,被国家收走。

但国家拥有的不单是财政收入,有专家统计,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分配比例大致是,差不多76%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掌握在民间。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不过21万亿左右。相当程度的国富民穷,至此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这与执政党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增加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方针,岂非大异其趣?

但这还只是就显性资产而言。不能不承认,据称已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当下中国,执政党反复承诺的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大多停留于口号,实际运行 中,要素资源主要还是国家配置。国家通过对要素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对关键行业和产业的垄断性控制,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划权、审批权,在所谓市场竞争中 无疑占据绝对主动地位,犹如控制着水龙头的开关,它要要素资源流给谁就流给谁。这对财富分配潜在然而决定性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财富结构,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型的财富结构。头即国家与脚即社会之间,财富比例过于不对称。概而言之,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据称是实行市场经 济体制的国家,会让国家直接控制那么大比例的社会财富;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据称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的集中度会那么高。

当然,世界上也没有哪个据称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会让国家坐拥天量财富而几乎不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可以予取予夺,爱咋用咋用。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常 化,是转型中国的时代主题。而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正常首先表现为国家与社会财富关系的不正常。这种财富关系的不正常,是其他关系不正常的基本原因。极其严峻 的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频发,这些不断挑战体制承受极限的社会问题,大多因此而起。

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型的财富结构,对社会安全的潜在威胁,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无力驾驭占有财富和资源比自己大N倍 的国家机器,无力保卫自己,以致最近几年国进民退势不可挡,这不只表现为经济领域:强大且不断升级的网络长城,遍布城乡的摄像头,武装到牙齿的防暴队 伍……,和平时期国家的强制职能不断升级,以不断升级的国家强制职能即凭借硬控制,来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增长,似乎已成思维定势。当然,硬控制的同时也会配合各种补偿、赔偿等或明或暗的交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而所有这些都靠烧钱,以致全国一年所谓维稳经费竟达5100多亿之巨,凭啥?不就凭国家控制的雄厚财力?

进 而还会导致一个错觉:只要不差钱,没有摆不平的事。于是不管社会矛盾和冲突怎样增长,不管社会问题如何积累,只要没有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乌纱帽,就都可以不 以为意,都可以拖下去。只摆平,不治理。懒政惰政就成为习惯,成为常态。那么随着国家财力的提升,社会问题反而难有真解决的机会;社会危机的地上悬河,反 而越堆越高而渐渐逼近极限。

同样大成问题的,是如王教授书中所称,国 家控制的资源越多,就越助长腐败。毕竟,靠勤劳致富尤其实业致富是太难了。但国家的块头之大,大到随便拔根毛下来,都比自己腰粗的地步。只要能用权力搅买 卖,不难一夜暴富。如此诱惑,非常人所能抗拒,如何算计国家,敲诈国家,绑架国家,即如何设租、寻租就会形成为巨大的黑色产业链。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就会 如血吸虫顽强地盘附其间。

这就最终导致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异化,就是如经典作家一再警告的趋势,国家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趋势。国家只是手段,本来是为社会量身定做 的。但是如果国家成了凭借强制性职能掠夺社会的财富黑洞,血吸虫可借这个财富黑洞尽情吸食社会财富,这种吸食就会上瘾,对财富黑洞的依赖就会须臾不可离。 那么国家本身就成了目的,社会反而成了手段,成了为国家量身定做社会了。新的全能国家体制,即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的国家体制,至此不难喷薄而出。

放任国家的掠夺之手会何等可怕,已无可争辩。但要捆住国家的掠夺之手,又谈何容易,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快速成长,如果社会力量跟国家力量过于不对称,一切皆 无从谈起。那么社会力量怎样才能快速成长呢?王教授的书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思路,其一是从经济政策入手,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书中相当篇幅,即为中小企业鼓与 呼,即为中小企业献计献策。如果发展战略能如作者所呼吁的,从一味倾心于做强做大国企变为以中小企业为国家经济支柱,经济上的分权自不难实现,国家与社会 在财富分配上的过度不均自不难扭转。

再就是社会政策,王教授这方面的主要思路,是适应发展方式转换的需要,国家把原来的生产性投入,大多转向人力资本投入。即国家以培养人力资本为其重要任务。 比如,给中产阶级减免个税和大规模退税,以在经济上为中产阶级排忧解难,加速中产阶级的成长。比如,国家为学生提供营养午餐尤其是为穷人的孩子提供免费营 养午餐,这样来最大限度吸引穷人的孩子上学,保证普及教育一个都不能少。从这些具体的政策建议,不难想见作者的拳拳之心。

读着王教授的书,我不时有一种冲动,那就是赶紧把它推荐给公众和决策者。它可以让公众明理,知道国富民穷的症结何在,即知道自己命运的症结何在,以及知道改变的秘诀。它也可以让决策者明势,让他们知道“一切操之于我”的财富分配模式,即倒金字塔型的财富分配模式,恰恰是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因素。如果知识界不再是一味地吵架和打架,而是都这样向庙堂和江湖同 时喊话,喊的不是空话,每个字每句话都像麦穗那样沉甸甸富有见识,既富有批判性又富有建设性,这于中国转型无疑更有裨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面正常化,也 才能够期待。

——原载《经济观察报》书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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