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壁画

(当时)一位同学直言不讳: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说是精神有些错乱,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

作者:陈四益,选自:南方都市报,原题: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大跃进的年代是出数字的年代。钢多少,粮多少,时时都有新的记录出现。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刚让人惊喜,亩产10万斤的记录又已创下。

革命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这个“造”,真是点睛之笔。谁若不信,便是“观潮派”。一入“观潮派”的行列,就很容易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这是对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力的怀疑,是对党领导下的“革命变革”的怀疑。于是“观潮派”又可能升格为“怀疑派”。“怀疑派”对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是怀疑,二是反对。就像小脚女人,需要对她猛击一掌。这一掌非同小可,若不赶紧“跟上”,“怀疑派”又可能升格为“反对派”———革命新生事物的“反对派”,发展下去就是反革命派。这样一路上纲,谁还承受得起?所以不管心里真信还是不信还是半疑半信,从嘴里喊出来的都是兴高采烈,热烈欢呼。

我那时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按说同这些钢呀粮呀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系,知、信、行三者,知不知、行不行无所谓,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不然。我本无心编数字,宁知数字逼人来。全国都在“放卫星”,按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学怎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也要开荒种地,也要“放卫星”。好在那时复旦还不像现在那样高楼密集,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有一片操场,在操场边角划一块地,插块牌子,也称之为“试验田”。种什么呢?从农村走出来的同学以为种萝卜为好,一是好种,二是产量不低。于是就定下指标:亩产一万斤。

一万斤萝卜是什么概念,我一无所知,但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就不同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即便按照毛泽东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样样齐全,也难于做到,何况我们这群全无生产经验的学生,在这操场边上,瓦砾堆中,哪里就能弄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但是,心中虽有疑虑,嘴里谁也没说。只有一位同学,记得名叫范瑞云,在劳动休息之际,直言不讳,说:“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就休学回家了,说是精神有些错乱,无法继续学习,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那时全班都相信(至少嘴里都相信)能够亩产万斤萝卜,只有他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惟其错乱,对各种异想天开的“创举”才可以麻木地接受。范瑞云兄倒是因为过于清醒,所以才被那纷乱的时代刺激得无法忍受了吧。

五十年后,王学泰兄说起那时的“跃进”,道是“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精神一旦背离了实际,闹得离谱儿,那就不是有点精神,而是有点精神病了。因为王学泰君的这句妙语,、王学泰和我各有《蝶恋花》一阕。他们二位身处北地,我在江南,可见那时举国若狂之情状,地无分南北,都是一样的。将三词抄录如下,“采风”者或有兴录之。

邵词: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王词: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词: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

“萝卜卫星”自然没有放成,但也无人追究,大约此类牛皮太多,我们这一小块边角料实在是不足道的小焉者也,追究也无价值,何况这些牛皮都是上有所好造成的,追究谁的责任?后来彭老总在庐山一追究,闯下了弥天大祸,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

时过境迁,当初作废了的豪言壮语渐渐忘却。但积渐成习,上上下下先定下个高指标,然后限时限刻完成的风气至今未曾衰歇。对付这样的高指标,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间各种应对方略,今人料已难明。若有人发大心愿,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当是煌煌巨编,亦可窥一时风气的形成与流变。

我当时虽是大学学生,见闻甚少,也还记得一些校园的数字“趣事”,不妨说与不曾经过那个时代的朋友听听,以增广见闻。先说一件“提意见的数字指标”:

很少有人听说提意见也有指标,但它确确实实存在。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一变而为对提意见者的整肃,于是大家噤声。连毛泽东也有了“万马齐喑”之叹。但是“阳谋”之后,谁还肯冒险犯难去捋虎须、批龙鳞,往刀口上撞?

到了1958年,“反右”基本结束,于是又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双反运动”。“双反”,一是反浪费,二是反保守。其目的何在?当时不明所以,现在想来,大概一是表明虽然打了“右派”,整风还要继续,表明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二是目标指向党内“反冒进”诸公,即所谓“保守派”(我疑心当初发动整风,目标原本就是针对“反冒进”诸公的,不料未能如愿)。

在大打了几十万(或曰数百万)“右派”之后,只要是党的号召,一律是举国拥护,因为不拥护的后果谁都见到了。但“双反”景况又有些不同。年前发动整风运动时,是要大家放手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不料意见提了不少,右派抓得更多。喘息方定,又要大家提意见,谁个还敢!于是,学校党委层层发动,到了年级党支部,干脆下达了数字,说是当天每个人都要对校方各级领导提出100条整改意见。谁要提不出,就不能睡觉。这叫对党负责。

1957年“反右”,凡是给党支部提了意见的,很少逃脱“右派”的命运,理论是,党是由无数基层组织构成的,否定了基层组织就否定了党。现在又要给各级领导提100条意见,真是岂敢呀岂敢!然而,又无法逃避。只好挖空心思,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写写。

把鸡毛蒜皮的意见写上几十张大字报,已是搜索枯肠,但还远不足百条之数。实在想不出来,又熬夜犯困,就跑到校园瞎逛,看到哪里一盏路灯不亮,就回去写一篇“路灯坏了没人修,该谁负责”;看到食堂洗碗处龙头漏水,就写一篇“龙头漏水无人问,浪费谁心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在不行,还可以看看别人贴的大字报,换个例子,改个标题,或换个角度,一样可以滥竽充数。待到终于凑满了百张之数,如释重负,坦然倒卧,梦周公去了。

发动群众提意见之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这时,和“群众”的关系就不大了。只要听听领导总结,整改成果,“便鸣锣收军”了。总结中自然有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全校师生一共提出了多少条意见,整改了多少项工作之类的数字,但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贴满校园的大字报也就随之清除,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

数字,听来着实惊人。但晓得这些数字是怎样“炼”成的,对那些伟烈丰功也就只能付诸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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