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30日,胡耀邦视察四川省兴文县石海洞乡

耀邦同志看到了农民历史和现实的户籍问题,并把改革户籍制度提升到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农民富裕,发展小城镇建设,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

作者:胡德平,选自:《南方周末》,原题:父亲读《三国演义》的几个片断——刘禅降表

耀邦同志看到了农民历史和现实的户籍问题,并把改革户籍制度提升到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农民富裕,发展小城镇建设,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父亲看《三国演义》不光看热闹,也吸收了古典文学大量的智慧和知识。他对刘禅进降表的注意和议论,非常引人入胜。(之一)

延安时期,是父亲读书最多、最刻苦的时期之一,当时他藏有很多图书。1945年秋,因为要去前线,他把所有的书籍都埋在王家坪某处,解放后去找,一直没找到,为此他遗憾不已。他读书的速度很快,并有对重点语句用红笔划道、写批注的习惯。延安老同志传说,毛主席对父亲的读书有个评论:“好读书,不求甚解。”究竟如何,我没有仔细求证。这句话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的名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似有多种解释。两晋时期玄学盛行,对古代经典著作的注释解说很杂乱,不少注解繁琐无聊,已失原著本意。陶渊明自谓 “不求甚解”,倒也是种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我知道,父亲对革命导师的书籍,非常强调读原著,认为辅导材料必要,但并不十分看重。他认为这些材料往往这一时期是一种解释,那一时期又是另一种解释。

延安时期也是全党理论水平大大提高的时期,当时党内对中国社会、农民问题、阶级斗争、民主革命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似乎仍然处于一种不甚了了的状态。

父亲非常喜欢我国的古代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我猜想这些书他在延安时期都已看过了。上世纪80代,影视节目放映《三国演义》、《西游记》时,他是一个热心的观众,每晚看完“新闻联播”后,如无公务在身,他就看看电视。我有时见父亲如此欣赏这些节目,心中也十分纳闷,在我看来,这都是为青少年准备的娱乐节目呀!

我读《三国演义》,只集中精力看到“火烧赤壁”,顶多看到关羽被俘就义,以后章节基本上就不看了。

2011年6月19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前辈,和我有次长谈。有一部分内容谈到他和我父亲的交往和工作关系。其中一段往事,是父亲在重庆谈《三国演义》的一百一十八回,刘禅进降表的那一回。

1983年12月末,父亲在四川省考察工作,当时重庆是计划单列市。其间,父亲和四川省、重庆市的谭启龙、杨汝岱、王谦、廖伯康和鲁大东等同志有过多次座谈。座谈的内容很广泛。在潘家坪宾馆,父亲问,重庆市现有人口多少?重庆的同志回答得很清楚。父亲又问在重庆市的总人口中,干部多少,教职员工多少,所有吃皇粮的人数有多少?这下难住了重庆的同志。父亲一笑,请他们找本《三国演义》,仔细看看第一百一十八回——《哭祖庙一王死孝,入西川二士争功》。

宾馆里无此书,重庆同志说,车队出发的下一站是永川,到永川再找书吧。不想到了永川,仍未找到。车到泸州后,才找到一本《三国演义》。拨乱反正之初,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之贫乏,由此可见一斑。《三国演义》这一回,记录了蜀汉当时的人口、户数、官吏和军队兵员的情况,读之让人感慨深思:

(后主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文簿与艾(邓艾):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择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

这组数字,读小说的人未必有兴趣,但对读历史,对执政党的领导同志来讲,则是一份宝贵的社会、经济、政治史料。蜀汉的悲剧有两层意思,一是汉祚衰微已久,腐败不堪,还想什么“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那都不是历史潮流所向。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奸相”曹操却做了“苍天已死”遗嘱的执行人。二是蜀汉出了那么多忠良、英雄,做了那么多北伐的努力,但最后还是被魏消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老天何其不公。

蜀汉灭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其社会经济实力过弱,人民负担畸重。试想全蜀人口94万,官吏兵将总合14.2万,脱离生产,吃皇粮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5%,即6个人就要养一个吃皇粮的人,负担怎么能不重?如果把94万人口中女性去掉,老小去掉,姑且算37万人,那么就是两个生产者要养一个吃皇粮的官吏和大兵。

诸葛亮、姜维以攻为守,已知事不可为而为之,也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蜀军屡次北伐不果,国力损耗极大,致使蜀汉后期忠勇的征西大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都深感“蜀地浅狭,钱粮浅薄”,发出“连年征战,军民不宁”的忧叹!同时,蜀汉人口不堪重负,逃亡、脱籍的人口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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