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思想》 | 评论(0) | 标签:思想, 革命, 吴玉山

作者:吴玉山

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的佩里‧安德森教授為了探索中國大陸崛起的根源,寫了一篇〈兩場革命〉的長文,並在中央研究院進行了同名的演講(2010年10月)。安德森是知名的左派社會學家,又對中國文化有極大的憧憬。他對於這個主題的處理反映了他的基本主張:毛澤東等人領導的共產革命提供了中國崛起的基礎,而這個革命是和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密切聯繫著的,於是從中華文明、中共革命,到中國崛起之間牽出了一根線索。這樣的思路,如安德森本人所示,是和林春等人的左派觀點類似的 。在論述的過程當中,安德森把中國大陸的例子分別和蘇聯與東亞國家(、南韓與台灣)做比較,認為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有趣的是,要掌握住今日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正是需要分別尋找它和蘇聯與東亞模式的相契合之處,並且體會這兩種看似差異甚大的發展典範,如何在中國大陸的身上融合為一體,形成「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Post-Totalitari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的政經體系,並且發揮巨大的力量。至於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和中國革命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前者實現了後者的理想,不如說是對後者的反動。中國的崛起不是基於共產革命,而是決絕地從這個革命的理念中脫出,但保留了革命的工具(黨國體制),爾後和東亞的發展模式接軌。今日的中國,是在共產黨主導下發達了國家資本主義,但完全背棄了當年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中共留下了革命的軀殼,但做著完全相反的事情。這樣看起來,安德森從共產革命拉到中國崛起的那根線索,是想像大於現實的。

向中國革命「一邊倒」

安德森以絕大部分的篇幅,比較了中國和蘇聯的共產革命。他的判斷是一邊倒的。在這兩場革命的生命史當中(當然中國的革命並沒有完結),中國都是大大優於蘇聯的。安德森討論到兩個國家共產革命的緣起、集體化的進行、統治者對幹部的整肅、改革的成敗、菁英的特性、與革命的成果等多個面向。就革命的起源和社會基礎而言,蘇共僅能依靠占人口百分之三的城市工人,基礎薄弱,而十月革命的成功,必須歸因於一次大戰時德國的軍事勝利削弱了沙皇的統治能力,結果布爾什維克在獲得合法性之前便幸運地攫取了政權。相對於此,中共經歷了長期的內戰,推動了土地改革,擁有中國農民的衷心支持,因此最終能夠打敗腐敗的國民黨。由於革命的方式不同,中共比蘇共在廣大的人民心中享有更高的合法性。

在革命成功了之後,蘇共仍然不信任群眾,對於其敵人,則一貫加以鎮壓或剷除(例如對富農階級,kulaks)。中共則以說服和思想改造來處理反對它的力量。所以蘇聯的集體化是伴隨著強迫的人口遷徙,以及大規模的飢荒;而中共所推動的集體化卻受到農民的支持,能夠快速達成,在過程中並沒有招致當年蘇聯強制推動集體化所帶來的災難。當然安德森沒有否認大陸在集體化之後出現了三年大飢荒的事實,但是和蘇聯比較,他認為死亡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其實差不多。大陸農村在大躍進之後快速地復原,而中共的威信在中國的農民心中仍然強固。凡此都和蘇聯的情況形成重大的反差。

安德森認為即使在比較兩國的大整肅時,毛澤東也是優於斯大林的。在1930年代,斯大林屠殺了整個老一代的布爾什維克,並且把大批的同志關入了集中營。毛雖然也鬥爭了親近的同志,但他是為了防止中共的體制走向如蘇聯一樣的官僚化,以及出現黨內享特權的資產階級。毛沒有動用安全情治機構,而是通過發動年輕學生自下而上地進行文革。這是「控制的混亂」(controlled chaos)。中國文革死亡的人數遠不如蘇聯的大整肅,而且文革不是政權的鎮壓,而是青年的解放。文革有其平均主義的理想,受到年輕人熱烈的支持,對社會的負面衝擊也比蘇聯的大整肅要溫和。毛沒有濫殺同志,除了劉少奇之外中共的領導高層都存活下來。安德森認為這是由於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強調教化甚於強制,這樣的傳統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甚至影響到以打倒傳統為目標的文化大革命。

就改革而言,也是中共勝過蘇共。蘇聯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的統治經濟,扼殺了創新的能力,導致勞動生產力停滯不前,而獨重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偏頗結構,更壓抑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共產主義對蘇聯人民逐漸喪失了吸引力,使西化派成為知識分子的主流。戈巴契夫雖然大力推動改革,但是沒有行動的綱領。他將改革的重心擺在政治和對外關係,因為那比變動經濟結構要簡單的多。結果他試圖繞過共黨來推動體制改革,而忽略了沒有共黨,蘇聯的多元民族結構將無法維繫。戈巴契夫的改革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相對於蘇聯的失敗,中共具有一些有利的條件,諸如較少採用落後技術的工廠、較不集中的計畫體制、較強的地方自主傳統、充滿活力的農民、共黨更高的威信、較和善的國際環境、以及較小的民族問題等。然而最為重要的,是領導中共從事改革大業的是充滿經驗的第一代老革命家,他們經過大風大浪,具有宏大的視野與格局,並且熟知策略和技巧。在「八大老」身上可以找到列寧主義革命家的特質:激進但紀律、充滿創新的想像力、能沉著地等待時機,又能大膽地轉換方向。這和蘇聯的改革者是一群和社會孤立、缺乏經驗的官僚,滿心認為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完全不同。中國的領導者以革命的熱忱、千年的自信(millennial self-confidence)、世紀的淬鍊,與世界上最古老而不間斷的文明精神來進行改革,其格局豈是蘇聯的改革者所能項背?

在討論兩國的比較時,安德森進入歷史,解說俄羅斯長期是處於歐洲的邊陲,雖然曾經自命為「第三個羅馬」,並厭惡西方的物質主義,但是其唯一能與西方抗衡之處僅在於其廣袤的疆域與龐大的人口。俄國人始終徘徊在西化與抗拒西化之間,沒有建立自身的價值與信仰系統。與此相對地,中國在其長期歷史中是居於區域的核心,是天朝上國,從來不認為應該向誰臣服。安德森認為在這樣的文化和知識背景之下,雖然同樣面對西方的強大勢力,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反應是與俄羅斯大不相同的。不論是魯迅還是毛澤東,都是以中國式的創新精神、自信和大度來回應強勢的西方文明。安德森在激烈反對傳統的魯迅和毛澤東的身上發現了悠遠長存的中華文明,並以此論定中國面對西方的反應勝於俄國。

在進行改革的過程當中,安德森強調毛時期的遺緒為中國帶來了有利的影響,包括較小的計畫體制與較獨立的地方經濟等,而這些都是蘇聯所沒有的。地區的競爭使得中國各省在改革時期競相爭取經濟表現,激發出生產的動能,而蘇聯的地方卻在幾世紀中央集權的傳統下一片死寂,無論戈巴契夫如何召喚都沒有辦法動員起來。毛時期的有利遺緒尚不只此,由於中國廣大的農民在毛時期便沒有被含括在國家的福利制度當中,而高度工業化的蘇聯卻必須承擔所有勞工的社福費用,因此對國家的財政帶來截然不同的影響。缺乏福利保障的中國農民更必須努力儲蓄,結果透過金融機構替工業發展提供了豐沛的資本。毛不照顧幫他打天下的農民,結果卻成為政權重大的資產。這就是楊小凱等人所稱的「歪打正著」。

安德森對於天安門事件的詮釋是很有趣的。一方面他讚美中國學生和知識階層在當時所展現出的理想與勇氣,認為顯示了中國革命的傳統,一方面他又欣賞鎮壓革命的元老,能夠在危急時刻大膽使用武力,來應付對中共政權的威脅。而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更加鼓勵人民致富,提出「發展是硬道理」,這些都為接下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奠定基礎,終於成為今日的經濟強權。而蘇聯卻在排山倒海的民族獨立浪潮下快速肢解,人口與領域減半。今日的俄羅斯經濟更落到僅靠出口能源與原料來維繫。對安德森來說,中國和俄羅斯的共產革命,真不啻是天差地別。

蘇聯在革命上勝過中國,中國在脫離革命上勝過蘇聯

在安德森的敘述與分析當中,蘇聯經驗一無是處,而中國的革命不論如何跌宕起伏,都是為今日的興起安排伏筆。這樣的觀點看在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者眼中,不免太過一偏。事實上,中國和蘇聯的共產革命有眾多結構性的類似之處,而在兩者有顯著差異的地方,蘇聯的經驗通常比中國為優。只有當兩者都試圖從社會主義(也就是革命的理想)脫出時,由於中共過去的慘痛經驗,因此在改革開放的路上走得更為決斷,已經進入了東亞模式,而遠非蘇聯在其有限的改革進程中所能企及。中國勝於蘇聯和俄羅斯,其實是從脫離社會主義革命的那一點開始的。

中國的共產革命是源於蘇聯。不論是理念的啟蒙、黨組織的創立、人員的訓練、策略的指導、到建國後全盤制度(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建立,甚至基礎建設的推動與第一代工廠的興建等,中共都是以俄為師,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沒有蘇聯的發動與協助,就沒有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肇建。在革命的進行過程中,二者都經歷了對外戰爭和內戰的階段,對外戰爭(俄羅斯參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對日抗戰)都削弱了原統治者(沙皇及二月革命後的克倫斯基政權和中國的國民政府),使得兩國的共黨有奪權的機會,而內戰則決定了共黨的最後勝利。雖然在俄羅斯共黨是先攫取兩都(聖彼得堡與莫斯科)成功,而後以紅軍征服全俄,而中共則是以鄉村包圍城市,但是這些僅是戰術的區別。兩國的經濟環境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來看都不足以支撐社會主義,因為那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勞資矛盾完全爆發後才應該會產生的。俄羅斯在革命時僅有少數的城市工人階級,而中國則只有想要分田的農民,在這兩個國家當中,社會主義都是共黨從上而下加諸於人民的。為了實現烏托邦的理想,和鞏固共產黨的政權,兩國共黨都推行了快速的集體化,並且帶來社會經濟的重大損失,以及可怕的人命代價。兩位革命暴君──斯大林與毛澤東──都以階級鬥爭之名整肅同志,黨內最高領導階層幾無一倖免。到了革命暴君死後,兩國都進入改革時期,發動者都是反對狂飆革命政治的老幹部。從這一點開始,蘇聯與中國大陸才真正分道揚鑣。很明顯地,兩場革命在發展過程中展現了巨大的結構相似性。這些相似性都是和原本勢力微弱的共黨試圖奪取政權,而在其成功後又試圖將其意識型態強加於社會息息相關的。

在這樣的基本框架之下,我們當然還是發現兩場革命之間一些相異之處,但是在這裡,蘇聯的表現事實上優於中國大陸,而不是相反。蘇聯建立了一套迥異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這個模式以社會主義為名,將極權政治與統制經濟結合,可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促進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其分配則優於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雖然蘇聯在其經濟成長從外延模式(extensive growth)轉向內涵模式(intensive growth)時,發現高度集權的統制經濟有所欠缺,無法持續創新與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這個制度還是有其工作保障、社會福利、穩定物價與分配平均等方面的意義。仿效蘇聯的中國大陸卻無法達到這樣的發展境地。由於資本的缺乏與堅持發展重工業,毛澤東異想天開地以精神動員法來調動勞力,試圖無限量地取代資本,結果帶來重大的失敗與人為的大飢荒。其後雖然一時退卻,但是極左思想蔓延,整個社會處於不間斷的政治和經濟運動之中。共產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紊亂、無效率和高度不穩定的,革命後中國的發展水平更是遠遠地落於蘇聯之後。毛澤東對知識的敵視,造成了特別巨大的傷害。文化大革命把整整一代的中國人打成無知和反智,而在蘇聯,無論政治如何掛帥,精緻文化、科學與藝術始終占據重要的地位,而蘇聯的教育更始終保有極高的水準。安德森提到斯大林對同僚的殺戮甚於毛澤東,認為後者著重意識的教化,而這又和中華文化有關。事實上毛對其同志異常殘酷,極盡羞辱與迫害之能事,而在放手讓地方進行階級鬥爭的情況下,文革的殺戮絕不下於蘇聯的大整肅。毛澤東更將知識分子(臭老九)當成一個階級來加以敵視與壓制,這在古代的中國帝王當中是幾乎絕無僅有的。總體而言,毛式的社會主義雖然取法蘇聯,並且展現了許多結構性的相似性,但是在其最具有特色之處,卻經常為國家帶來深重的傷害,甚於蘇共之所為。在實踐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這一部分,中共實在沒有甚麼高於蘇聯之處。直到改革開放推動之前,兩國熟為先進、孰為落後,實在一目瞭然。

中國經驗超越蘇聯之處,是它脫離社會主義、脫離革命的方法。蘇式社會主義有其成功之處,但也造就了其僵固性,與巨大的既得利益,因此難以進行平順的轉軌。毛式社會主義的缺陷有目共睹,即使大部分的統治菁英也是其受害者,因此中國反而可以決斷地轉向。安德森所言中國的改革者是第一代的革命家,具有宏觀的視野與戰略的靈活性,而蘇聯的改革派卻是識見有限的科技官僚云云,其實點出的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存續時間較長(到1980年代已有70年),改革者在體制的教化中成長,受長期存在的框架影響較大,而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存續期間相對較短(到1980年代有40年),其創建者便是發現其難以繼續運作的改革者,因此更具有能力將其改造與轉化。毛式社會主義的缺陷,成為中國脫出社會主義的最佳條件。從這個事實來看,成功的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成功地從社會主義脫離。

在1980年代中期,蘇共的領導人由於受到美國巨大的軍事競爭壓力,以及本身經濟持續停滯的影響,深深感到必須進行改革。在1985年上台的戈巴契夫曾經試圖在蘇聯既有的框架之內,以加速投資與整頓工作紀律的方式來改革體制,但是無法成功。他決定要深化改革,從完善與調整計畫到進一步引入市場機制,希望建立「市場社會主義」 。由於遭受中央計畫官僚和黨內保守幹部的反對,戈巴契夫決定大膽地以公開性(glasnost)和民主化(demokratizatsia)來引入社會力量,壓倒保守勢力,以進行蘇聯體制的重建(perestroika)。然而就在這一點上,他低估了強制力對維繫蘇聯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影響,結果在開放與民主的環境之下,各個加盟共和國都爆發了民族主義的浪潮,在短短六年之間,蘇聯分崩瓦解。相對於此,中共的改革派領導人在黨內的權力根基深厚,不需要大幅地引入社會力量,就可以壓倒保守派。雖然從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之間,在中國大陸也出現了反對中共體制的聲音,並且帶來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運動,以及天安門的鎮壓,但是鄧小平等領導人掌握住清楚的方向,他們從來沒有試圖建立多元開放的政治環境,而對於政治改革的倡議也僅是為了進行有限的黨內鬥爭。由於本身的權力地位較高、對於引入社會力量的需求較低,因此當社會中出現反對中共體制的聲音時,改革派便迅速轉向,壓制社會的反對勢力,其目的是始終維持「政左經右」的格局。到了1990年代,蘇聯已經因為改革失敗而瓦解,而中國的共產政權卻因為成功地進行了經濟改革而存續,成為東亞經濟奇蹟最新的一個例子 。造成此一重大差距的根本原因不是中華文化給了中共的領導人宏觀的格局,而是由於過去毛式社會主義的失敗,使得中共最有實力的第一代革命家體認到脫出社會主義的必要,並獲得大部分幹部的支持,因而成功地領導了改革的進程。質言之,沒有毛的失敗,不會有鄧的成功;沒有中國社會主義的慘痛經驗,不會有中國脫出社會主義的平和順利。安德森認為中國的革命勝過蘇聯,其實是中國從革命的脫出勝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沒有成功,而是慘痛地失敗了。

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失敗,促使中共進行轉型,但是轉型的範圍,主要是在經濟領域,而不是在政治。經濟改革是為了服務政治,是作為政治改革的替代物,因此黨國體制的結構是完整地保存下來了。然而,為了防止文革亂象的再度出現,也為了建立制度性的環境,鄧小平主導了影響至關重大的幹部與人事改革,其目的是讓黨機器更有活力與動能。總體而言,共產革命為中國所帶來的最大遺產,是具有高度社會控制能力的黨國體制。這個體制在改革者的手中,變得更加完善和有效了。

中國模式、東亞與後極權

在「兩場革命」的尾端,安德森轉換了比較的對象,開始觸及中國和東亞模式之間的異同。他非常強調國際的因素,認為不論這兩個發展模式間有甚麼表面的相似之處(出口導向的高速經濟發展),由於國際因素對兩者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因此中國與日本、南韓和台灣走的不是同一條道路。安德森認為中共的革命創造了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而這是和二次大戰後的日韓台不同的。後者為了補償其對美國的依賴性,所以限制外資,並極力發展本國企業;另一方面這些不穩固的東亞政權又恐懼其農民仿效中國的革命,因此推動土地改革,又致力防止城鄉的差距擴大。中國大陸可以容許大量的外資進入,無視其經濟對外貿的高度依賴,又不在乎城鄉間的巨大差距,正顯示出這個政權的獨立與自信,可以強硬地對付農民和外國人(dealing toughly with peasants and foreigners alike)。在這裡,安德森指出了一個中國大陸和東亞模式最大的不同處:中共是一個更為強固和獨立的政權。這一點無庸置疑。雖然安德森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寶貴遺產,其實這是蘇聯黨國體制的首要特徵,也就是中國大陸和東亞的不同之處,要在中國和蘇聯的共通性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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