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飚 | 挪威悲剧,多元文化下的杀机

2011年08月13日 03:03:31

  瑞典和挪威,就像一对名字不同的双胞胎,均位于不列颠岛的东北方向,文化和人种上与苏格兰人有着某种联系。1066年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其实就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后代;而作为维京人一支,丹麦人曾统治英格兰部分领土断断续续达200多年。作为文化体的延续,在政治上,瑞典和挪威代表着斯堪的纳维亚或者北欧风格的高福利社会制度,与温和、开放、友善和富裕等褒义词联系在一起。
 
   直到2011年7月22日,32岁的挪威青年布雷维克在于特岛开枪屠杀,北欧变得不再宁静和安全。在过去10几年里,北欧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受到移民冲击和多元文化的挑战,逐渐浮现在世人眼里。这不是当地第一起针对多元文化和移民的暴力事件,却是最严重的一次。
 
   近些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传统的高大金发形象,已经被其居民的多元化所改变。一个简单的数字是,在挪威,只有82%的居民是传统挪威白人,加上其他白人族裔,也还不到90%。在最大的两座城市,奥斯陆和德拉门,移民分别占据了城市人口的27%和22%,而整个挪威人口不到500万,占据移民前5位的,除了波兰人、瑞典人,就是与它历史上绝少联系的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和索马里人,以难民为主。
 
   相比之下,在英国,单纯英国白人依然占据了人口的86%,加上其他白人族裔,超过90%。随着移民政策日益收紧,首相卡梅伦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失败。
 
   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嘲笑美国人的粗鄙、法国的放荡、德国人的死板、意大利人的不靠谱,而北欧也许是让他们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的地方,因为后者平衡了富裕与竞争力,优雅而强壮。直到最近几年,英国人找到了一点点轻松,因为看到了北欧高福利的社会主义制度似乎趋向失败,最终可能要臣服于盎格鲁-萨克逊的资本主义模式;因为北欧似乎和英国越来越像,开始下调税率,放开私立教育,削减对失业者的福利等。
 
   北欧孤儿
 
   目前,对于英国得势的保守党和右派来说,最能体现这种轻松和胜利感的,是一篇题为“Krona capitalism”的文章(见7月9日的《旁观者》杂志)。当笔者读到“在美丽的斯德哥尔摩夜晚余晖的幸福表象下,有着许多的孤独”,不禁想到一颗酸葡萄终于变甜的时候。所谓孤独,此处是指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下,高离婚率;也许暗指,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是独特的,不具有普世性。
 
   不到20天后,挪威的爆炸和枪声,震惊了世界。那篇分析文章仿佛是谶语,配合这场屠杀的到来,彻底搅动了英国政界和知识界对北欧的思考。因为那个“孤独”一词,笔者开始关注惨剧制造者布雷维克的生存处境。
 
   布雷维克出生在1979年,生父是挪威外交人员,生母是护士。布雷维克1岁时,生父离开了自己第二任妻子,也就是布雷维克的母亲,开始了自己第三段婚姻。母亲带着他改嫁,布雷维克与父亲还保持联系。在他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又离婚,又结婚。根据他生父的声明,从1995年,也就是布雷维克16岁时开始,他已经与自己的亲生儿子没有了联系。这似乎有点极端,但在北欧,却不稀奇。
 
   这是北欧高度自由主义社会的特色,离婚率居欧洲之首,平均超过45%。挪威在北欧四国中还是最低,与英国差不多。与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配套的,是高福利的社会体制,足以支持单亲抚养子女。这两点是北欧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对于北欧的体制,世人称赞居多。然而,随着福利国家在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冲击下呻吟,对于高福利制度的怀疑,对于以往宽松政治气氛的反思,已经悄然兴起。
 
   进入2007年,欧洲大陆政坛普遍右转。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垄断政坛达10年,至今左翼无法撼动;在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崛起,作为右翼的萨科奇上台。这股右转的风向,从欧洲大陆刮到岛国:2010年,英国新工党时代结束;今年,爱尔兰左翼共和党丧失长达25年的执政地位。右转风潮现在继续北上,2010年,瑞典大选中,中右的执政联盟,击败瑞典社民党(瑞典福利制度的奠基者)主导的红绿联盟,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首次成功连任;2009年,左翼的挪威工党主导的红绿联盟,险胜右翼阵营,接下来挪威大选是在2013年,目前执政联盟中挪威工党处于领导地位,占64席,但是紧随其后的两大党都属右翼阵营,分别占41席和30席。
 
   此次于特岛屠杀,能够唤起国民对死难者(多是工党的青年积极分子)的哀悼,却未必是对工党的同情。很可能恰恰相反,挪威人也许会把布雷维克的出现,视为工党执政的失败,尤其是在移民政策方面。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布雷维克的冒头,看起来毫无征兆。但是如果熟悉这过去20多年西方媒体中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和左翼精英的主导状态,自然会知道有很多并非那么“政治正确”的声音被掩盖,而这些声音在失去大众媒体的支持之后,转入更加草根的地下,与底层民众相结合。
 
   布雷维克也许是近年暗流涌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一次最响亮的发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西方的出现,一直没有受到主流神学界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今天主流神学界是自由主义神学的领地,而这恰恰被原教旨主义视为罪恶的场所。
 
   在北欧社会中,基督教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大大淡化,甚至弱于英国。因此布雷维克的原教旨主义取向,在挪威当地环境中出现,更应该引起人们关注。
 
   布雷维克的背景之中,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成分。根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他的宗教历程非常复杂矛盾。他从基督教新教,改宗天主教,同时又自称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分析其宣言和叙述,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知识,基本上来自民间社会中的基督教通俗文化。另外,他还有对东方社会,特别是日本、韩国这样单一文化国家的观念认知。
 
   经典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起源在英国,壮大是在美国,特别是上个世纪初,福音派(Evangelicalism)在美国兴起,于1910~1915年间结集出版了经典的《原教旨:真理的见证》,一直到小布什时代,福音派为他的外交政策制造了庞大的支持者。
 
   但是,与北美大陆的原教旨主义不同,布雷维克的原教旨主义是指向早期的罗马天主教(Catholicism,或者Romanism),这是一种欧洲特色的原教旨主义。
 
   在布雷维克的文字作品中,他以“圣殿骑士”(Knight Templar)自喻,并宣称在2005年,于伦敦建立了一个“圣殿骑士”的组织。中世纪的“圣殿骑士”,是罗马天主教的军事支柱,是十字军东征的主力。在中世纪骑士文化中,骑士不仅仅是一个能够骑马打仗的人,一个军事意义上的团体,而且是一个阶层。
 
   今天,圣殿骑士已经从欧洲社会架构中消失,但在通俗文化中依然流行,它除了强大的尚武气息之外,还有类似共济会(freemasonry)组织一样的神秘性。如果笔者估计正确的话,这个思潮,往往不入精英知识分子的法眼,埋藏于欧洲社会民间,尚未被知识界充分注意。
 
   假如说基地组织的名称,已经暗含了它的组织方式,那么圣殿骑士和共济会,与属于现代政治理念的极端民族主义、新纳粹不同,属于一股更加神秘的力量,它植根于欧洲传统的基督教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圣殿骑士”这样的概念,在民间社会流传时,很容易与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相结合的原因。
 
   圣殿骑士与基督教的这种关系,可以与金庸小说中的“侠”在中国民间会党和通俗文化中的影响力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在自己系列的评论中,反复强调了金庸和武侠小说“侠”对中国民间的影响,甚至上升到一种民族性的高度。
   国内对于西方通俗武侠小说研究匮乏,然而在西方高度类型化的小说市场,通俗骑士类小说,是一个关键的类型。而中国知识界,可能在《唐·吉珂德》小说开头,才约莫看到一点骑士小说的影响力。欧洲普通人对圣殿骑士的热情和兴趣,就好像中国人对武侠的痴迷一样。
 
   而对于缺乏精英支持的右翼底层人士来说,一场对非白人移民实实在在的宣战行动,就是圣殿骑士“复活”最直接的象征。据此,布雷维克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位“圣殿骑士”,对多元文化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不同,他首先选择了向白人叛徒发起了进攻。
 
   一个人的团队,还是疯子?
 
   布雷维克带给70多位死难者家属的,是绵延一生、无尽的伤痛。而对政论界和政客来说,更关注的是如何解释“布雷维克现象”。
 
   有一点,绝大多数评论似乎都在回避:本次屠杀,布雷维克完全是针对挪威执政的工党而来,他针对奥斯陆政府大楼的爆炸自不必说,即便是在岛上屠杀夏令营成员,也是瞄准工党的青年积极活动分子,而放过了几名看起来还没有“被工党洗脑”的孩子。布雷维克的选择性杀戮,有一种“集中锄奸”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雷维克屠杀,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标。而到目前为止,笔者很少看到有评论和分析立足于这点,而仅仅强调他杀人的冷静,无非是描述他的行为是变态。实际上,这是刻意回避问题,至少我认为包含了一个目的,试图把布雷维克的动机,简单地归因于其个人的心理因素,而不是他的政治理念,进而认定他是一个疯子。
 
   “疯子论”的第一受益人,自然是挪威当前执政联盟中的工党,用随机的心理因素,来规避自己政策的失误。其次,多元文化主义的拥趸,理由同上。对于左翼和右翼来说,“疯子”让左右双方得到妥协的借口,原因如下。
 
   在以往的多元文化和原教旨主义的攻防战中,欧美的左右翼选择性设立自己的靶子。对于左派而言,首先,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不会发生在基督教社会内部,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优越感,进而,他们往往带着同情式理解,来对待中东的穆斯林极端分子,为西方殖民主义忏悔,具体表现在谴责以色列上。右派与左派不同,他们更加针对非基督教的文明,认为极端主义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不应该过于强调个人的处境。
 
   然而,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有一个共同的假设是:基督教文明是一个宽容的文明,而穆斯林或者其他文化,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布雷维克提供了一个难题:白人,基督教徒,原教旨主义,而且付诸实施,比“圣战”和“人体炸弹”更加疯狂,枪杀了近70名无辜青少年。
 
   面对这个直指左右派共同优越感的拷问,也许最好的答案就是,布雷维克是一个疯子。
 
   真的如此吗?在对多元文化的攻击中,主要欧美国家都出现了高强度冲突的例子,在美国,白人牧师要焚烧《古兰经》;在德国,白人袭击土耳其人移民;在法国,为了限制穆斯林妇女的面纱,不得不对多元文化做出新的定义;在荷兰,右翼政客公开抨击穆斯林移民;在澳大利亚,有白澳运动,白人青少年与南亚移民连续几年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是欧美社会的一个悖论,他们发起和推广多元文化的理念,当意识到这个理念对自己社会具有负面作用,甚至破坏性的时候,又宣布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这种冲突,就好像基督教文化内部的矛盾一样。回顾现代之前的历史,“圣殿骑士”般的暴力因素,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甚至会被激活,尤其是当一个自认为高端的文明觉得受到威胁的时候。挪威的枪杀案,也许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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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7日, 9:30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