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坚 | 袁刚:改革阻力来自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

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十年改革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是权贵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政治体制改革,连改革吹鼓手周瑞金和原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也表达过这种意见。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颇合当前的改革现实,然而,所论不仅是表面化,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轻了。

  的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不争论, 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从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
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对垄断真理的作法更是摆出一幅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式。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 改革,我看是一点门儿也没有。

  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前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全面移植于苏联,这套政经体制由马列主义论说,被吹嘘为无比先进,即将 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东风压倒西风。然而,经过不足百年的实践,不但西风没有被压倒,反而是东风不与周郎便,其始作俑者苏联反倒 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溃。苏联模式的那一套经实践检验,证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进,反而相当封闭落后。不但经济上效率低下无活力,政治上也专制官僚臃肿腐
化,其用强力进行无数次灌输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假、大、空充满偏见,成为愚民工具,现已被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唾弃。苏联模式的全面失败表明,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死路,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条路再怎么变换花样也走不下去了,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摆脱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另找出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间曾进行过意识形态论战,比谁的列宁主义旗帜举得高,争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藉此毛泽东得以操弄意识形态,发动以反修防 修为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愚公被伟大导师愚弄得团团转,战天斗地瞎折腾。然而,建国来向私有制全面宣战一大二公纯之又纯的高调意识形态实践,却让
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同时,兴无灭资极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产也让人大彻大悟。毛死后荒唐的革命得以结束,因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谓是悬崖勒马!渡尽劫 波的党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另寻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改革首先从经济上突破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突破了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摸式,搞市场经济,到今年我国GT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这显然也与马列主义
相去遥远,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此,邓小平对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勇敢地摆脱教条束缚,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

  然苏联模式不光光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包括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苏联垮台后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模式是: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三项垄断形成一整套的极权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部门发挥着极其恶劣的
祭司功能,不仅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为维护统治还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三项垄断都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需要改革抛弃的对象。

  经济垄断已抛弃,另外两项垄断也应该抛弃。改革如何改,其实已很明确,就是开放,改革一开始就与开放分不开,叫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 就是开放的结果,放开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和西式管理,中国政府并主动争取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WTO,与国际接轨,使被教条束缚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

  经济开放之后下一步就是政治开放,胡赵改革路线图也是先经济后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说穿了就是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 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牵涉到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搞不好有天下大乱之虞,所以
要谨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骤渐进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制造借口老拖延不改。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
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 史倒车的动向。

  二、索尔仁尼琴说把主义留给中国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 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 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采取了封闭性强制灌输和铺天盖地宣传的办法,从小学中学
到大学反复宣讲并要死记硬背考试这一套。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 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 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我国从中小学的辅导员,大学的学工部,到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政治部,及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干部,其数约在千万,相当多的大官甚至将军都是 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干什么,就是搞意识形态,相当于祭司神职人员,他们不事生产不做业务也不搞真学术,光靠耍嘴皮子,却要纳税人去供养,可谓是吃冤枉的
一族。

  而我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 上,即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等,吃冤枉的人超过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 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 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 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三垄断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那么出路何在呢?就在改革开放!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开放之后是政治开放,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增加了
改革开放的难度,陈小鲁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开放松绑问题,即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
平一锤止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 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祖国时曾说:把马 列主义留给中国,领土一寸也不放!”那一声炮响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维稳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
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求当局切实放弃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政教分开。

  三、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

  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动。有人会说政教分开就是颜色革命,开放政权就是颠覆政权。其实,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还政于民, 就是开放政权,只不过有个五十年的过渡期。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毅然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于是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 主。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过渡
期有如清末预备立宪,国民党的训政,最后要普选,终归要立宪。这就不是颠覆不颠覆的问题,而是政权开放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我国改革要突破苏联三垄断的极权体制,现在经济上已经开放,不再是极权,被称为威权政体,确切说应是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的开明就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上,不搞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和文革时的全面专政,取消思想言论罪,反党反社也不为过,在开放政权之前先开放 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

  开明专制可暂不开放政权,反而加强中央权力,推行市政经济,集中资源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开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绩获得民众拥护,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既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放弃对真理垄断的同时,执政党搞区别于马列毛的邓小平理论,提出,与时俱进搞意识形态
创新,使自身社会民主党化,这值得欢迎。但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党民众还有权探索选择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政当局要做到 足够开明,容纳反对的声音。开明专制不但要求经济开放,也要求思想开放,最后是开放政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权开明不开明,人民的言论自由是最
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明载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从来都只停留在纸上,虽然言论尺度也在逐渐放宽,但仍有因言入罪,距开明专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 拼命阻止开放,当局也明显强化了意识形态管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对于政改,官方反复强调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也是西
方的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党在国上、议行合一那一套,又为什么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臃肿腐败的党国政体,连批评反对都不允许,又如何谈得上开明?

  从开明专制到开放政权似乎遥远,邓小平说的五十年后可普选竟还要等三十年,清朝预备立宪所定预备期不过九年,且邓所说普选后的政体又如
?不搞三权分立,还坚持议行合一吗?对此应解放思想,允许民众探讨。既不照搬西方,也要突破苏联模式,到底怎样的政体好,也不是一个政党说了算,更非少
数既得利益权贵说了算。1957年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提出搞一个政治设计院,选拔一些专家来精心设计,我看是一个忠心体国的好主意。清末立宪时也设立 了宪政编查馆,并派员出洋考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也提出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政权早晚要开放,为避免乱局,开放前先统筹设计,全民讨论全民公 决,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如此,流落民间的陈毅元帅之子、赵紫阳在任时的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就可重操旧业,参加政治设计院搞政体设计工作了。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明专制也要求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除掉守旧权贵官僚势力的华丽包装,澄清改革的思想障碍。

  对于中共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在大局不乱的情势下尽快开放政权,并考虑如何在普选中仍能当选执政。然而,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企图死抱政权永 不开放,面对经济开放后日益活跃的思想界,惊恐万状,封堵打压要向朝鲜看齐。改革三十年后能不能继续前进,在于敢不敢进一步开放,眼下最要紧的则是意识形
态的全面开放。垄断真理的祸害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教训深刻,要再以操弄意识形态愚弄百姓,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当法老,只能从开明专制倒退回斯大林式极权 统治,最后是全面专政开历史倒车。如此,就必然要再搞反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样的机会对于原教旨顽固派来说,实际上已没有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20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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