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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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控贺卫方,说他“20年不发表学术论文,单靠时评、演讲,没有资格胜任北大法学教授一职”。姑且不论这个“没有发表论文”的指控是否属实,单就当教授必须有“论文”而言,就是一种谬误的说法。论文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学问,学术刊物上的许多论文根本就与学问无关,也根本没有学术可言。教授是在大学里既教书又进行学术活动的人。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了解什么是学术,以及学术与教书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一 、学术是一种公共事务参与

学术是探索和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和过程。学术是手段,是为了发现新知识并将获得的知识用于社会普遍教育和其它形式的公共事务参与。学术的理想与人的教育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目标包括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尊严,以及尊重人的多元、理性、独立、创制。当学术无法帮助教育或其它公共事务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目标时,当学术甚至不再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表现它的社会关怀和社会问题意识时,学术便不得已变成了它自己的目的。原本社会性的学术变成所谓的“纯学术”,要是学术对此麻木不仁、随遇而安,或者甚至反而沾沾自喜、自夸自赞,那么学术一定是出了问题。
学术的社会意义在于知识的公共运用。学术不只涉及少数学者发现新知识,传播新知识的思想、言论权利,而且还涉及广大社会公众获得新知识、运用新知识的公民权利。思想的禁锢和言论的钳制是对这两种权利的侵范。当学术受到种种思想禁区、课题禁忌和“敏感词”管制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思想自由,而不是所谓的学术纯粹性。
今天,职业化的“纯学术”在中国所走的已经不再是启蒙主义时代浮士德的道路,而是一条权力政治市场经济时代的商品学术道路。它是和大学这个知识场所的高度政治化和经济体制化一起发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事实上已经成为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正义的诸领域》中所论述的那种个别社会领域对其他公共生活领域(教育、知识、思想)的“宰制”(domination)。[i] 这种宰制使得其他领域中原本应当独立的领域正义遭到了破坏,也使得学术领域无法成为一个民主、开放、宽容、进取的学习型社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术的公共性就成为维护应有的公共生活正义的问题。学术是人的思想和创造的结果,是学术者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学术者选择了做学术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知识好奇或好玩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做学术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做学术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共同增进社会正义的方式。

二、学院里的学术

人们今天所说的“学术”,常常指的是学术产品,尤其是像专著、论文等一类的文本产品。其实。这一类的文本产品并不总是具有学术价值。要了解什么是“学术”,就得先知道谁是“学者”,学者做什么,而不只是他们生产怎样的什么产品。“学者”的所指在历史中多有变化。例如,在古代社会里,学者指的是从事手稿、典籍、宗教经文抄写的人员,而那些从事公众或私人写作行为的僧侣、演说家和政治官员也都可以看做是学者。到了中世纪,学者指那些正在接受古代文本研读训练的大学生。到19世纪末,在美国,学者主要指大学教授,而教授的“学者工作”则包括教书、公民服务和有关的知识发现。20世纪,出现了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学科领域被划分界定,学者是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人,而学术则指符合这些学科论题和规范要求的研究产品。[ii]
随着“研究”与“学术”之间形成特别的关系,“同行评审”成为衡量学术的标志特征。“同行评审”把学术产品交由领域中的数位“专家”评审,以获得专业认可。这种评审问题很多(有的根本就是形式主义),它的实质效果和价值一直颇多争议。尽管如此,在出版、学术资助、任职、提升等程序中,“同行评审”仍是正规的标准程序。由于这一“正式”程序的标准化,其它“非正式”的评价方式受到忽视或排斥。“非正式”评价往往来自公共社会,而非囿于单纯的“学院”或“学术”体制。许多人认为不应当贬低“非正式”评价的重要性,因为“最广义的‘同行评审’应当说是当人们就什么是新知识问题进行交流时,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同行评审(无论是在[论文]发表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建立知识共识过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更是必需的。”[iii]
同行评审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的自然科学界,当时所起的是营建和发展学者公共群体的作用,而这种群体则又是公民社会群体的一种形式。人们经常性地对新知识进行评议和交流,它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和自由的交往方式。在科学群体中,参与者逐渐就研究的方法、语言、质量标准等等形成了评审的共识,这样的参与有许多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的。今天的学术评审制度往往舍本逐末,抱住形式主义的专业小圈子,轻视或者甚至排斥学术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自由交流和公共群体构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回归知识评审的公共价值应当兼顾正式和非正式的评审。这里的评审指的不只是个别专家的匿名评审,而更是让尽量广大的公众能公开发表对新知识的看法。
同行评审要比学术刊物晚出世近一个世纪。最早的学术刊物出现于1665年,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交流》(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当时是出于学者们互相交流的需要。早在1640年代,一些英国学者就定期在牛津大学定期聚会,并称他们的群体为“无形大学”,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当时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是通信,随着学会的成员增多,相互通信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便出现了学会的刊物。刊物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交流,不是发表研究成果。庇克(R. P. Peek)指出,当时学者做不做研究完全“是自愿的”,“早期的刊物数目很少,并不被当作学术成果非在那里发表不可的地方。”[iv]

三、“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未必都有学术价值

学术刊物的最初作用是为学者公共群体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开放空间,刊物起到的是营建、凝聚学术公共群体的作用。纸质印刷传媒是它的技术条件,“[学术群体]成员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而结合到一起。科学由于两个原因而非常依赖于印刷文字。印刷文字可以将结果、观察、交流、理论等作为公共记录永久保存,也为批评、辩驳和提炼事实而提供机会。”[v] 今天,印刷文字的这两种作用已经越来越多地由电子传媒来补充或者代替,但传媒的公共性功能没有变,都是为了让尽可能广大的公众(the publics)参与到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中来。不幸的是,今天的印刷学术刊物所起的“学院奖励制度”作用超过了公共知识信息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刊物出版已经大大地从学术社群转移到出版者那里,……形成了不同出版者间的等级制度,”学术成果变得前所未有地依附于这个外在的等级制度。[vi] 在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管制控制出版业的情况下,出版者为了自保、怯于经济惩罚而贯彻和放大政治审查意图,为虎作伥,宁错毋漏,说真话的学术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祭品。
以发表刊物、出版社等级为标准的知识体制注重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利益行为,为升职、经费、奖励而进行的各种学术评审往往排斥“非专业”(跨学科、公共问题、大众媒介、报刊)的思想产品成果。学术委员会和资深学者在对新入行者,尤其是青年教师进行学术指导时,明确要求他们以小圈子专家同行为意向读者、鼓励他们在读者很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以显示“优秀”的学术品质。这些“资深学者”在学科里担任的往往是“学科守门人”的角色。和其它的行业一样,大学的专业领域也是由三种不同角色的个人构成:守门人、专家和初学者。守门人精英层的形成受到政治、声望和职位任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必须在特定的决策机制中才能起作用。守门人是行业或职业的精英,他们不只是本学科的业务带头人,而且还是职业内变化的主导者。[vii]
在美国,狭隘的学科学术模式是在1815至1915年间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培养思想精英和以精英文化传承者为主要目标,追求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研究。[viii] 19世纪的美国大学因此鼓励教师避免“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问题”。[ix] 随着20世纪进入群众社会时代,这种精英模式已经不得不发生巨大而彻底的变化。

四、大学是教授给普通大学生上课的地方

教育普遍化的趋势改变了民众接受信息、相互交际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工作机会、消费方式、对政治宣传和社会政策的理解方式,等等。威尔士(H.G. Wells)在1920年代写道,“从来也没有这么多能阅读的群众,以前分割读过书的(readers)和文盲群众之间的那道鸿沟现在变成了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些许差别。”[x] 爱略特(T. S. Eliot)认为,扩大教育的结果只会生产半吊子的读者。他写道,“毫无疑问,就在我们急急忙忙想要每一个人都受教育的时候,我们正在降低教育标准,……我们在拆毁古老的大厦,腾出空地来,好让未来的野蛮游牧民族有地方安营扎寨。”他建议,将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砍去三分之二。[xi]
二战结束以后,现代社会知识和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大学发生了更为彻底的变化,大批退伍士兵作为学生进入大学,大学不断扩招学生。这种情况与中国目前的大学扩招有不少相似之处。大学接纳了许许多多本来读完高中就算完成了教育的学生,大学教育中学化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但这并不就一定是坏事。如果我们把扩招的目的或效果看成是提升民众的普遍教育程度,而不是扩大知识精英的人群,那么,扩招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学原先的精英知识模式却是再也不可能维持了。在美国,精英式的纯学术模式在1980年代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批判和1990年代的“重新界定学术”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否定。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师对“重新界定学术”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最为热烈。学术不仅涉及什么是可以当作“学术成果”的产品(是单指论文、专著,还是兼指讲稿、教案或者别的),而且也涉及对学术的奖励制度(评级、升职、名誉、课题经费等等)。越来越多的教育界和思想界人士认识到,现有的一些学术评定流于形式,忽略学术的社会功用,尤其是忽略学校里的实践教学,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的一大弊病。

五、重新界定学术和教授

“重新界定学术”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研究”与“教学”的关系,这是因为,现今学术场域主要就是在大学。大学的学术奖励制度重研究、轻教学,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动机也不相同。例如,学校行政领导和校董会大多从学校的开支着眼,认为教师多做研究会不利于教学量,多做研究会导致增加教师和提高学费。不少教师由于同时感受到研究和教学的压力,也希望减轻研究的负担。[xii] 大学教师压力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必须有什么样的研究才算学术成果。1989年的卡内基基金会调查发现,在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中,73%的教师认为,最受认可和奖励的学术是在评审制刊物上发表文章,或在有名气的出版社出版著作。[xiii] 另一项研究表明,发表物之间还存在着4种不言而喻的“等级”。第一是“课题对象”:理论的在上,教学的在下。第二是“研究方法”:原创在上,二手综述次之,带个人性质的又次之。第三是“出版种类”:专业刊物和大学出版社的在上,非专门的、教学或教科书在下。第四是“评价方式”:同行评议在上,社会、媒体评议在下。[xiv]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学的学术评审大致相符。不同的是,美国大学从1980年代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大学在21世纪,居然却还人在把它当作一种理想规范来随便断言谁有资格当教授。
教授的主要工作是教授,也就是教书。有人挖苦道,对于在大学里不用教书的教授来说,大学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他们有的成为不用为普通学生上课,到处周游“讲学”,享受“超一流”待遇的“名教授”,有的成为管思想,管教授,自已没有能力教书,却有权决定谁可以提升为教授,谁不可以提升为教授的“学官”。只有这种在大学里不教书的人,才是不配在大学里当教授的。

[i]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ii] Thomas Hatch, et al., Into the Classroom: Developing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6, pp. xvii-xviii.
[iii] D. A. Kronick, “Peer Review in 18th-Century Scientific Journalism.” JAMA 263 (10) 1990, p. 1321.
[iv] Robin P. Peek, “Scholarly Publishing, Facing the New Frontier.” In Robin P. Peek and Gregory B. Newby, Scholarly Publish: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 1996, p. 5.
[v] John M. Ziman, The Force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90. Qtd. Robin P. Peek, “Scholarly Publishing, Facing the New Frontier,” pp. 5-6.
[vi] Robin P. Peek, “Scholarly Publishing, Facing the New Frontier,” p. 6.
[vii] Howard Gardner, et al., 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p. 24-25. 在政治权力宰制大学体制的中国,正如张鸣很形象地描述的那样,大学中各种“角色”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种“是大学脸上的‘脂粉’,这属于极少数大牌教授。……首先最受重视的是具有全国性学术评审机构成员资格的人。”第二种是“学官”,即那些“有教授头衔,但屁股坐在官椅子上”的人,他们是大学官僚衙门的层层管事。第三种是“三六九等‘计件工人’的教师”。:《大学教师的角色》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1772.
[viii] Joseph M. Moxley and Lagretta T. Lenker, eds., The Politics and Processes of Scholarship. Westport CN: Greenwood Press, 1995, p. 1. Robert Connors, “Rhetoric in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Creation of an Underclass.” In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Instruction: Postsecondary. Gen. ed. Charles Schuster. Portsmouth, NH: Boynton/Cook Publishers, 1991, pp. 55-84.
[ix] Quoted in Robert Connors, “Rhetoric in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Creation of an Underclass,” p. 60.
[x]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London: George Newnes, 1920, p. 647.
[xi] John Care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Pride and Prejudice among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1880-193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 15.
[xii] Ernest Boyer在《重新界定学术》(1993)中,对美国大学学术制度有详细研究,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数字。卡内基基金会对全美大学教师在1969年和1989年各作了一次调查,有这样一道问题,“在我的系里,教师因无论文发表,难以得到终身制。”对此表示强烈同意的所有的大学教师,1969年是21%,1989年是42%;在可以授以博士学位的系科里,这个数字1969年是27%,1989年是71%(几乎增加了3倍);在人文学院中这个数字增加了4倍,(从6%到24%);在综合性大学中,这个数字增加了7倍(从6%到43%)。这些数字反映了教师压力感的增加。Ernest Boyer,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Princeton, NJ: Carnegie Foundation, 1990, p. 12.
[xiii] Ernest Boyer,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Appendix A-10.
[xiv] Richard C. Gebhardt, “Issues of Promotion and Tenure for Rhetoric and Technical Writing Faculty.” Studies i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Denton, TX: CCCC Committee o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 1993,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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