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驹:中国应成为亚太区科技合作领头军

(2011-08-04)

早报导读

● 潘国驹

科技新视野

21世纪的科技更趋向于全球化,科技成果的传播也日益迅速,可以说“世界是平的”。

尽管如此,不同的洲,不同的国家还是存在着竞争和区域性的特征,最显著的例子是欧洲为了和美国在科学上竞争,在1960年之后,纷纷设立了统揽欧洲范围的的研究中心,将欧洲不同国家的资源、人力集中起来,共同研究,其中最成功的是日内瓦的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CERN)。前几年建成的大型强子对撞器(Large Hadron Collider,LHC),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设施,开展对“上帝粒子”( 或称希格斯粒子,Higgs boson)和黑洞的研究。它不但是世界上投资最大的科学项目,同时也吸引全世界科学家来此,长期探讨科学上最高最深奥的成果,造福人类。

为什么欧洲国家愿意投资几百亿欧元,去研究暂时完全没有商业价值的项目?除了希望在这方面领先美国之外,同时也反映了欧洲推动科技文化的优良传统。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的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一直不甘落后于后起的美国。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亚太地区的科研方向。毫无疑问,目前科研,美国、欧洲还是走在亚洲的前面。不过21世界的经济格局正在改变,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也在崛起中,加上本已强大的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亚太地区的经济实力实在不可低估,有一天超越欧美也不是不可能的。目前,亚太区域应该好好检讨,如何在科学研究上迎头赶上,如何为人类的文明做出有效的贡献,这也是本文要探讨的。

首先,亚太国家是否能在科学上有大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决心,例如上面提到的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是取得德国、法国、英国等十几个国家政治领袖的共识;如果没有这些政治家的支持,是不可能建成的。其实,中国的领导人对科学研究都很支持,也知道科学的重要性。当年毛泽东在接见杨振宁和李政道时,就表现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毛泽东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他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杨振宁: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他还接见了诺贝尔奖得主巴基斯坦籍的萨拉姆教授(Abdus Salam),以及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周恩来在反右派运动中,首先要保护的就是科学家,他曾列有一份重点保护的科学家名单,很多都是两弹一星的专家。1979年当李政道提出建立高能加速器时,邓小平立即答应。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是支持科学的。

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进入了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除了大力提升本身的科技和教育水平之外,也应该为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尤其要成为亚太地区的科技领头军,而且也要协助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带动他们加快科学和教育的步伐。

现阶段中国或印度设立类似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时机还不成熟,但中国或印度可以借鉴40年前萨拉姆教授在意大利设立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的经验和做法。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主要目的是协助第三世界的科学家,让他们有机会与世界一流科学家交流,并在研究中心做几个月或一年的访问研究工作。萨拉姆的中心得到意大利政府、国际原子能机构(IEAE)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支持。在中国投资或设立类似的研究中心是很实际的。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大部分欠缺经费和研究设备,培养他们先从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理论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做起是最有效的。萨拉姆教授的中心,40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推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科学发展。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