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

(2011-08-02)

早报导读

● 邱震海

中国温州7.23动车相撞事故,这几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原因不仅在于高速铁路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其安全性受到质疑,同时也更由于在善后处理的过程中,一系列原有体制的痼疾统统暴露无遗。

撞车悲剧的起因既有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过快,以致安全性缺乏保障的因素,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体制性障碍;而体制性障碍在善后处理的过程中无疑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是导致这一事故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原因之一。

一个起因中已带有体制问题的撞车悲剧,在处理过程中却带出了更多的体制性问题,其间的逻辑关系值得人们深层思考。这次事故作为个案,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转型期的瓶颈,以及瓶颈背后的困惑。

撇开动车悲剧,中国发展的体制性瓶颈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在中国发展的大方向上,还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模式(比如媒体惯常所称的“”或“广东模式”)上,都出现了诸多彼此截然不同的声音和方案。笔者曾在多个场合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一个病症,多种药方”。

下面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它的“病理”又是什么?而所谓的“多种药方”,其“药理”和“机理”又是什么?多种“药方”背后的“药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病症”背后的“病理”?若不能对这个根本问题提供答案,那么目前所有围绕中国发展的争论或地方模式,就都只是舍本求末的情绪化争论而已,不但于事无补,最后还会导致中国发展的方向出现严重偏差。

要研究中国发展的“病症”背后的“病理”,涉及对中国发展已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的解读和定位。笔者曾在多个场合将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非典型市场经济”,其特点就是未能完成市场、政府和法治的三位一体而又互相分离的关系。

非典型市场经济:中国矛盾源头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有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发展了民营经济。这不但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只有以私有形态组合的经济才是真正具有活力的经济,而且还突破了中国洋务运动官办经济的瓶颈。

然而,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有一个最大的失误,那就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近三十年来中国所谓的政府职能转型,大都只是人员的裁减和规模的合并,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服务型小政府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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