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富强之后

大国的崛起由无穷的细节构成。它派遣军队、收购矿山、修建港口,建造摩天楼,它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国民的内心。

“十年前,他们看不起我们,现在他们怕我们,等着吧,看看再过十年,他们会怎么对我们。”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咖啡厅里,临桌的一位老兄正对着一群朋友高谈阔论。

重新装修过的友谊宾馆,灯光明亮、地毯柔软,扔掉了昔日的刻板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特权与隔离的双重象征。在眼花缭乱的表面之下,中国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慢得多。清政府把洋人挡在广州城外,只让他们住在水边划出的空地。而毛泽东的新中国则划出了使馆区、友谊商店,外国人只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来接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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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似乎早已过去。外来者有很多不同的场所可去,而中国人不再需要护照、外汇券也能在这里消费。一种新情绪四处弥漫,中国不仅要扬眉吐气,还要领导世界。

但我们为什么、又靠什么领导世界?临桌所坐的几个人是中国新精英阶层的缩影,他们喝最贵的茶,叫最大号的果盘。通过零星捕捉到的谈话,我得知他们主要来自鄂尔多斯,一座因为能源而暴发的北方城市。他们留着平头,脸庞臃肿,面色暗淡,像是深受过度烟酒与███的影响。而谈话的那位则年纪更长些,脸颊更丰润,头发也更稀疏,当然也更自信,像是北京长大的,拥有皇城脚下天然的自得。某家国有电信公司的董事长的夫人、国有电力公司的总裁的外甥女,还有金宝街一个要出手的楼盘,一笔七亿的股票交易,与一家日本大公司的合作,他的谈话充满了震慑人心的效果,它是高层的人际网络、巨额的金钱、地产项目与国有垄断的结合体,像是一张金光闪闪、无所不包的大网络,似乎随着他的谈话逐渐延展,它不仅把中国包裹起来,还要包裹进整个世界。

将财富转化成权力,是人类历史永不停演的剧目。权力扩张既是一个国家的本能——强大者总是倾向于弱小者,也是实际的需要,它四处延展的利益需要现实力量来保护。有时,它还是对不安全感与屈辱感的反应,要通过强大来获取从前丢失的尊严。

除去政治制度与领导人,公众情绪与文化取向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友谊宾馆中高谈阔论者的情绪,是自大与自卑的混合体。而这种情绪则贯穿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寻求富强”是它的主轴。

在九十年代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把钞票撒在白人妓女的身上,让她说出“我爱你”。倘若你嫌这片段过分粗鄙,你也可以阅读郁达夫写于八十年前的《沉沦》,中国留学生偷看日本女人的肉感身体时,大声喊出“祖国,你为什么还不强大起来”。或是一个被托福、签证弄得愤愤不平的青年的玩笑之语:有一天中国强大起来,也让你们来中国考托福,在餐馆刷盘子。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军事强人、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中国人着迷于“国家富强”。在它的名义下,种种言论与行动,不管它们多么荒诞不经、罪恶累累,都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它变成了不可质疑的神话。

中国曾经深陷屈辱与绝望,政治家们看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节节败退,军人们在战场上屡屡失利,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成为西方思想的小学生,而普通人则看到洋烟、洋酒、洋布、洋大人无处不在的威力……似乎一切都是令人屈辱的,政治、商业、文化、消费,还有性,中国与中国人,都成为被征服的对象。人们把所有的屈辱,都归结于中国还不够强大。于是,个人挫败与国家的挫败纠缠在一起,让人无法分清。但是,国家富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洗刷这些屈辱,重新获得尊敬吗?只要获得国家富强,就可以达到这一切吗?

中国已经获得富强,很多中国人已经沉浸在“中国世纪”、“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乐观中。但你又感觉中国远未获得富强,因为王启明、郁达夫和一个青年学生的感慨,仍顽固地存在着。即使奥运会与世博会充斥着对中国成就的自得,你也感觉到北京与上海的主办方都有一颗急于取悦外来者的心。即使他们已经财大气粗、挥金如土,却又仍渴望来自别人的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种通过集体来拯救个人的虚妄幻觉中,也让我们把世界视作一个粗鄙的丛林——认定权力和金钱决定一切。原本是一种手段的“国家富强”,变成了目的本身。于是,当我们逐渐抵达这一目标时,发现它内核空洞,毫无意义。正是因为寻找不到“国家富强”的内心意义,它变成了一次又一次奢侈而空洞的形式表演。

此刻的中国不正生活在这样的迷惘时刻吗?——它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新获得的影响力,它也不知道自己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支配它的仍是延续了上百年的情绪——物质上的追赶、对屈辱的报复。而模仿与反对本身,却无法提供意义与目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新书《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即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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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6日, 4:3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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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