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 | 闲暇出智慧与鼓励懒惰有什么不同?

2011年08月25日 16:51:43

  闲暇出智慧与鼓励懒惰有什么不同?
 
    
    
   许锡良
 
    
    
   有学生读了我的文章《为什么说闲暇出智慧》一文后,感觉有一个困惑的地方,就是西方人所说的闲暇与我们常说的懒惰有什么不同?感觉似乎很难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
   这确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闲暇为什么能够出智慧,其核心要害就在于,智慧是人心智自由的产物,一个人如果总是处于忙碌之中,那么,他的大脑就为有形的事物所束缚,或者为繁琐的杂事所困扰,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会有时间与心情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因此,中国古人造字将“忙”字用“心死”或者“心丢失”来形容其状况是有道理的。
   闲暇出智慧是不是在鼓励偷懒呢?这其实是完全两码事。人的勤奋与懒惰有两个基本大类。一类是身体上的忙碌或者懒惰,另一类是思想上的勤奋或者懒惰。当然,也有人思想与身体上都勤奋或者懒惰。闲暇的状态,也许不是身体上的劳碌,但是,闲暇时光并不等于他不勤于思考。所谓“人闲心不闲,你急他不急”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这是因为“心之官则思”,人的大脑天然就是喜欢思考,喜欢琢磨,喜欢遐想的。而思想智慧又是需要有时间与心境来涵养的。过去常常说,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文明,而劳动人民又专指体力劳动者,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人类真正的文明应该是那些闲暇人士创造的。人类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发现与发明,几乎都不是体力劳动者。不是说体力劳动者就一定愚笨,而是因为他们的身心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摧毁,不可能会有那个闲暇时光,更不会有那份心情。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之后的发明创造,一年之内的发明专利与新的发现,就可以超过过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时间里的发明、发现与创造。那是因为,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之后,大量的机器生产代替了人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连人的部分脑力,比如记忆力与计算能力,都可以用电脑来代替。这样一来,人类闲暇时光就更多了,将更多的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样拥有闲暇时光的人越来越多,会思考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人类进入互联网之后,知识信息与思想,达到了人类空前的低成本,且跨越时空的共享境界。可以想见,过去只停留在精英贵族里的知识与思想见解,今天早已经随着互联网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知识与思想的垄断越来越困难了。甚至专业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过去人们看病,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病人很少质疑问难。但是,现在新生代的病人在看病之前,有许多都会对自己的病上网查阅一下,包括这个病的性质、症状、病理、用药情况,以及哪家医院哪个医生的治疗水平,都会事先摸清楚。专业知识的垄断也不容易了。
   其实,人的真正懒惰是思想上的懒惰。身体上的忙碌,如果缺乏思考的内涵,那种忙碌,其实是可怕的。人类的文明不是靠简单重复机械的体力劳动就可以创造的,而是靠人在闲暇时光里思考,探索与实验,人类的文明才得以进步。
   这就不得不让人又想到了中国人对于勤奋的痴迷。在谈到学习的时候,关于勤苦的说法真是不计其数,但是谈方法,论思想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比如,“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学苦练”,“勤能补拙”,“所谓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一份的灵感”之。类。其实,这一份灵感常常比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要重要得多。因为,汗水每个人都有,而灵感却未必每个人都有。显然,这里更多的是强调技能上的训练,或者动作上的简单重复。至于勤奋的经典案例更是不计其数。什么“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有些故事在强调勤奋的时候,真的是到了病态的地步。然而这样一个强调勤奋的民族,却没有能够为人类创造出像样的文明来。发明创造少,思想贫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太勤奋了——不过,这个勤奋只是强调体力上的,而且是不动脑筋的。中国千年的愚民政策与愚民术,将一个民族用劳碌的身体防止他们活跃的大脑出现。统治者最喜欢劳苦大众们,芸芸众生们,只是埋头苦干,而不过问世事,不去作出思考与探索。这对他们的江山来说是最安全的策略。因此,孟子不惜将整个国家的人分成“劳心者”与“劳力者”,而且说“劳心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动脑筋的人不动手,动手干活的人不动脑。身体与大脑分离,结果动脑的人因为没有与这个世界接触,而只有从“格物”转移到“格心”,而动手的人,大脑被孔孟之道的愚民术阉割了。就这样,数千年来,中国人就这样变成了奴役的工具。千年循环,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是拿着铁锤在思考的。人的手脑与社会,与大自然,始终是密切接触着的。所以,在他们那里有多元的思考,真实的世界与真实的人生。然而读中国的书,就感觉那不是在谈真实的世界与真实的人生感觉。也难怪,鲁迅在上个世纪时在介绍“青年必读书”的时候特意这样提到:“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看似偏激的言论,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内涵的。后来这场论争时过一年之后,鲁迅曾还慨叹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写在〈坟〉后面》)鲁迅“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在当年并未得到国人的认可;七十多年后,仍然有不少论者将鲁迅的主张视为“玩笑,愤激之辞”而予以“批判”。鲁迅先生是饱读中国古书的人,得到的经验教训是如此的痛苦不堪。如果读中国这样的古书,即使勤奋又有什么用呢?而且越是勤奋,越是容易读成一脑袋瓜子的浆糊。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做正确的事情,确实远比正确地做事重要,而勤奋只是鼓励人光拉车不看路,思想方法论上从来没有什么创见的中国人,只会沿袭圣人的老路,重复前人的陈辞烂调。
    
   一个人处于闲暇状况的时候,他可以是处于思考状态。学习与其说是勤奋的样子,勿宁说是一种思考的状态。而思考只有闲暇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一个人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是不可能会有什么思考的。而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平民百姓竟然有闲暇时光。让老百姓整天劳作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理想的愚民术。一方面不用害怕老百姓思来想去,时间一久竟然琢磨出:凭什么皇帝家族可以占据整个天下?凭什么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是他一个人的?另一方面,整天劳作毕竟还可以为他们生产贡品,增强朝廷的财富与国库的银两。其实这种效果,早在五千多年前的唐尧古谣中就有了很好的展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一个人整天为生存而劳劳碌碌,他是没有时间去想帝王的事情的。这样对于历代帝王将相来说是最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最为安全。再想想中国“文革”时强调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而劳动(体力劳动)最光荣,将思想、知识与文化看成是祸害,而且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专制者要那样仇恨知识,害怕人们动脑筋了。今天,中国教育的管理者们,仍然喜欢把学生与老师折腾得起早贪黑,两头不见阳光,并且美其名曰:刻苦勤奋。其实这也是剥夺他们心智的最好办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机器,让老师成为考试的机器,让他们共同成为分数的奴隶。其实是一种伪教育,甚至反教育。其实古今中外的专制者都害怕人们独立思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说过:专制者害怕通过教育提升人的心智,因此,他们阉割真知识,用伪知识代替,以剥夺人的思考力。真正的教育就是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的教育。英国作家阿尔杜斯·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中说:“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么你就必须把获取自由的艺术以及独立自主的方法教给学生。如果你教他们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非自由的训练,那么,他们就只能学会媚上欺下的勾当。”把教育变成学生的自主行为,而反对那种把教育当成一种训练,迫使“教育者必须服从,必须听话”。主张学生独立自主地进行思考,充分发挥“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反对那种对学生进行硬性的灌输和宣传。他强调说:“一定要让青少年具备一种抵御宣传的能力,否则他们很容易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地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地自求启发。”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这样想来,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勤奋的品质,并且将勤劳定格为体力上的勤劳,而不是大脑里的反思,那也是因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有方,愚民有术吧。
   
   2011年8月2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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