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熊景明 口述 记者 刘芳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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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海内外学者,大概少有人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中心被学者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04年,在庆祝中心成立4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开篇即感叹:“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拥有这样感慨的学者远不止他一人。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心着重邀请大陆学者前去访问,今天内地许多大名鼎鼎的优秀学者几乎被“一网打尽”。担任助理主任已20年的熊景明,将其中一些学者称为“国宝”。而她自己,则因独到的学术眼光和专注的职业精神,被来访的学者朋友们戏称为“熊猫饲养员”“学术媒人”。

——编者

中国研究学者的必到之处

中心于1963年成立于香港,在西方学者不能进入中国大陆的年代,大陆好像被帘幕遮着,而香港是最靠近它的地方,可以听闻帘幕内漏出来的点滴信息。中心的本意是为海外做中国大陆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基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作为汉学家的前港督卫奕信,早年都曾经是中心的常客。

中心成立之初,由学者们四处奔走,找这样那样的基金会支持,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成了中心的主管单位。这个协会本身没什么钱,所以中心每年最困难的依然是筹集经费。1983年,职员中有中心关闭或搬到美国的传言。有一回,香港大学来人丈量房子,据说他们要资料不要人,我们心中忐忑。直到1988年,终于由香港中文大学接管了。

很多人问,你们为什么叫“服务中心”,怪怪的;为什么不叫中国研究中心?中心的主任关信基教授回答得很巧妙:“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有人希望它变成研究中心,我自己并不以为需要改变它一贯的职能。

中心的优势是存有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期的大量资料。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中国这么大,要做的事无穷尽。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去收集 (也在老天保佑下),使之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它成为世界上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必到之地,就很可以了。至于中心做出了什么贡献,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中心资料收藏的定位是第一手资料,以报刊杂志为主。最初搜集比较多的是《人民日报》《瞭望》《红旗》这些能从大陆出来的报刊,也有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组织翻译成英文的一部分大陆报刊。当时,香港还有一个“友联研究所”,做大陆报刊的剪报。“友联”离我们不远,中心图书馆负责去借阅来访学者需要的剪报,每月支付几千元借阅费。“文革”期间省、市级的报纸都禁止流入香港,他们的剪报范围也有限。

到1986年,有了突破性变化。中国报刊进出口公司在全国各地搜罗到一套完整的报纸,从省级到部委级,大部分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有的甚至从1949年起。中心把这套报纸买了过来,一下子就有了很强的基础。“友联”的剪报也不再重要了。

这里有个小故事。据说这套资料最后有两个买家,另一家是日本的图书馆。卖的单位说,香港是中国人的,给他们好。记得要价是五万美金,不算多,但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

建设一个图书馆,总是要去发现新的东西。看到其他地方都没有完整的报纸收藏,就设法将它补齐,最多的时候中心有200多份报纸。现在虽然很多报纸有网络版,我们还是会收集某些原件,比如各地法制报。杂志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种。其中有一些杂志很短命,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有些是所谓“内部发行”的,但是,这本身就是历史。再后来是统计年鉴、年鉴。后来,海外和台湾图书馆都十分注重这类出版物,但中心则大大领先。

地方资料的收藏亦是中心的特色,说到这个要忍不住自夸一下。80年代后期,大陆开始出版县志,我们闻风而动,到目前,中心的收藏超过任何一家,包括国家图书馆。这里拥有同类机构无法比拟的丰富资料,比如,中国2882个县中2800个县的县志,大量鲜为人知的专业志,数千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840余种中央、省、市、乃至县级的年鉴、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大部分都始于创刊号);50年代初以来中央及省级的报纸……

很多东西是“过了此山无鸟叫”,错过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尤其有些出版物印数不多。在中心的馆藏中,有一部分只发行了几百册。中国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资讯时代对图书馆提出挑战。中心尽量跟上,但限于物力财力,也只能有所取舍。从2005年起,中心开始收集内地制作的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并代理海外学术机构的发行。90年代末开始和一批美国学者合作,制作的“文革资料库”现在有五千多万字,并出了网络版。随后又发行了“反右运动”数据库。

农村研究也形成了中心的一个特色。这里面有点个人的因素。比如我之前的负责人是研究西藏的,有关西藏的资料就比较全。我自己有农村研究的背景,更直接的原因是我从1988年开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掉进一个伟大的陷阱”,每年有一两个月到内地参加国际扶贫援助项目工作,有点“利用职权”吧。听说在农民税收全免的政策上,中心曾经起到直接的作用。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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