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列宁先锋党模式”与苏共的灭亡

方绍伟：“列宁先锋党模式”与苏共的灭亡

——苏共自我灭亡二十年祭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2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2 10: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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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和我们一起就是反对我们，中立的人最危险。”—列宁

“列宁先锋党模式”有三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职业革命家”为先锋，以无分权制约的“民主集中制”和“领袖权力终身制”为组织原则，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和实现“共产主义”为行动目标。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就此宣告结束。苏共灭亡的原因，从此成为中国的重大研究课题，实际上，中国也是世界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投入最多的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愿望型学术”的痕迹(见“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和“究竟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两文)，“有历史无理论”和“有理论无逻辑”的分析几乎到处可见。

黄苇町先生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南方周末》，2011-8-19)一文及其之前的《苏共亡党十年祭》，就是这类“愿望型学术”的典型代表。在黄苇町的论述中，似是而非的观点至少有三个：第一，“失人心而失天下”(列宁实际上是通过“失人心”而得天下的);第二，“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苏共在权力最集中的斯大林时期根本没有垮台，在戈氏的民主化中反而垮台了);第三，“斯大林受专制思想影响较多”，“最有民主风范的是列宁”，“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而不是列宁的政治产物。对于前两个观点，我的前两篇文章已有专门的分析，本文将集中讨论这里的第三个观点：“斯大林模式”真的不是“列宁先锋党模式”的逻辑结果吗?

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文进行的是纯粹的实证分析，不是策略性的规范分析;本文关心的不是“列宁先锋党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好坏，本文关心的是“斯大林模式”到底是不是“列宁先锋党模式”的逻辑结果，苏共的灭亡又与“列宁先锋党模式”有什么关系?

“列宁先锋党模式”起源于1903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的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一个关键的标志是，这个大会通过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党纲。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驱逐“孟什维克”少数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1918年，该党七大根据列宁的建议将名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苏联成立三年和列宁死后一年的1925年，该党十四大将名易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52年，苏共十九大将名改为“苏联共产党”。

“列宁先锋党模式”有三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职业革命家”为先锋，以无分权制约的“民主集中制”和“领袖权力终身制”为组织原则，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和实现“共产主义”为行动目标。

列宁本人为缔造这个先锋党模式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列宁和斯大林在1907年导致近百人伤亡的“银行抢劫案”中“筹集”到数百万美元的“革命资金”)，主编了《火星报》，先后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的是国家，不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消灭敌人”，“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等论断。

列宁身上的夺权意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气息，与考茨基的“议会道路”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列宁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等人称为“雅各宾主义者”，甚至被普列汉诺夫称为“新的罗伯斯庇尔”。

按照“列宁先锋党模式”的“夺取国家政权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行动目标，黄苇町的“最有民主风范的是列宁”一说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1917年俄国圣彼得堡爆发了“二月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的尼古拉二世被推翻，“社会革命党”和“宪政民主党”为主的党派联盟成立了“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在同时成立的另一个政权“苏维埃”中甚至也没有取得主导地位。列宁迅速持着一本瑞典假护照从一战中的中立国瑞士经德国和瑞典回到俄国，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狂人疯话”的《四月提纲》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其要点就是把当时的已经很激进的俄国民主革命，变成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布尔什维克党”单独执政。

随后的“七月事变”中，“布尔什维克党”对“临时政府”的挑战遭到了镇压，列宁被迫逃往芬兰。不料，原来的保皇党也向“临时政府”发动进攻，“临时政府”慌乱中求救于“苏维埃”，“赤卫队”随之壮大。在写于此刻的《国家与革命》中暴动夺权的“列宁主义”已定，列宁随即回国。“布尔什维克党”依靠“赤卫队”和“阿芙乐尔号”的空炮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的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可在接下来的“立宪会议”的民主选举中，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却败给了“社会革命党”、“宪政民主党”甚至是“孟什维克党”。早在1917年12月的大选公布之前，列宁便成立了“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音译叫“契卡”)，随后“布尔什维克党”强制解散了“立宪会议”，开枪镇压了其他各党的示威，致使同情“布尔什维克党”的高尔基愤怒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1918年1月28日，列宁建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红色恐怖”以及与“临时政府”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

在高尔基的“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中，“1月9日”是俄历1905年1月9日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1月5日”是俄历1918年1月5日苏维埃向庆祝制宪会议开幕的人民开枪的日子。早些时候，高尔基在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就曾警告：“工人阶级不能不认清，列宁是在用他们的血来做试验，他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提高到最大限度，以观其后果。……大家必须明白，列宁并不是一个万能的魔术师，而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骗子，他对于无产阶级的生命和荣誉丝毫不存顾惜之心。工人阶级不能允许那些冒险家和疯子，硬把那些造成不名誉的、愚蠢的和血腥罪行的责任，放到无产阶级身上，因为将来这些罪行不是由列宁而是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承担的”。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也终于看到：“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

从1917到1922年间，死于“契卡”枪下的俄国人有数以百万计，其中包括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不仅罢工者遭到枪决，抗粮的农民也被红军用毒气镇压。1918年8月30日，视列宁为“革命的叛徒”的“社会革命党”人盲人女杀手范妮·卡普兰暗杀了列宁，逃过第二次暗杀的列宁激起了人们对这个传奇人物的个人崇拜，暗杀也导致了报复性的“红色恐怖”的蔓延，可抢伤最终导致了列宁6年后病亡(生于1870年的列宁有俄罗斯、德国、瑞典、犹太和蒙古等多种血统，列宁自己也不掩饰自己家庭的贵族背景)。吉尔后来评论说：“俄国人民掉进泥潭苦苦挣扎，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列宁的诞生，而第二坏的事情则是他的死亡”。

如果还有谁对列宁的“最有民主风范”有幻想，我们可以提醒他：民主不是一种“工作作风”，民主是一种“行为规则”和“制度规则”。“列宁先锋党模式”与“工作作风”无关，“列宁先锋党模式”是一种政治。用列宁自己的话说：“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个好的契卡特工”。

在关于“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讨论中，有人认为1918年到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模式”，1921年到1929年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和此后的“斯大林模式”是“苏联模式”的三个阶段。这种看法其实同把“列宁模式”与“斯大林模式”对立起来一样是错误的，且不说“苏联”是1922年才成立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也仅仅是临时性的特别政策。关键在于，所有这些模式，其实都不过是“列宁先锋党模式”的表现，即是“一党专政模式”的需要和延续。

按照这个视角，“新经济政策”就决不是“列宁先锋党模式”的本性，“新经济政策”毋宁是列宁在挽救新生政权的无奈中的一个暂时妥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政策。一但新生政权取得巩固，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会抛弃“新经济政策”，因为，共产主义就是列宁在1920年所说的“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只不过列宁的死，让斯大林有幸摊上了“第二坏的事情”。

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土地、银行和大工业就已经被国有化，“战时共产主义”只不过把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供给制、中小企业国有化、余粮征集制，以及“人力国有化”。列宁虽然还没空大搞“思想国有化”，但他1918年2月21日颁布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已经明确规定：“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

事实证明，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及其“白卫军”都大大低估了“列宁先锋党模式”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尤其在这个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度，自由主义的力量相比之下实在是不堪一击。后来的世界历史发展也表明，“列宁先锋党模式”在夺取国家政权上，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

但是，上帝是公平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列宁先锋党模式”的致命点是：在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时需要强人，需要依靠“领袖权力终身制”;而一旦政权得到巩固，获得威望的政治强人也就因权力欲望而难以改“领袖权力终身制”为“限任制”。连提出过领导任期制和轮换制的赫鲁晓夫，也是在执政11年后“被迫退休”的，“领袖权力终身制”最终成为苏共自我灭亡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终身制和限任制对政治行为及其预期的决定性影响，至今仍远远没有被认识清楚。

另外，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崇拜”也从不曾料想的角度损毁了“列宁先锋党模式”的政治合法性，因为，这个模式的“夺权逻辑”无法转化为“建设逻辑”。“ 夺权的逻辑”靠的是强力和谋略，“建设的逻辑”靠的是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马克思的“概念公有制”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现实的“行政公有制”则只能以对抗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为起点，命令经济不可能不失败。

可见，在最重要的“领袖权力终身制”上，“斯大林模式”仅仅是“列宁先锋党模式”的逻辑延伸;斯大林的“政治、经济、思想三垄断”也只不过是“列宁先锋党模式”的自然结果;“计划经济体制”则是“公有制崇拜”的意识形态必然。至于说斯大林的残暴和政治清洗，那也不过是“契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已。

黄苇町说：“列宁多次讲选举制、罢免制、代表制、报告制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列宁提出要把党内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都由代表大会选举并对代表大会负责，各级监委重点监督同级党委”。可问题是列宁说了什么未必重要，而列宁实际上做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所谓“列宁时期，政治局、书记处是在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授权下工作”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民主集中制”本质上只能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制。

如果还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那就等于说“列宁先锋党模式”也“与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一样荒唐。列宁自己说的最坦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还有一点是肯定的，要是没有列宁，人类的20世纪就会完全不一样。谨以此文祭奠苏共自我灭亡二十周年。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