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如此“说话启蒙”
作者：李伯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9 15: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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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日，人民网-《人民日报》赵振宇的《今天，怎样讲好真话》是21世纪过了10年之后，代表官方对国人的一次关怀性的说话启蒙。“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如此引用列宁的话，心平气和，富有理性，以平等之心相待，而不是用“敌对势力”、“受了蒙蔽”一类具有意识形恐吓力态杀伤力的真理性话语，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可是，缘由追根究底的习惯，此文不由让我纳闷：官方认为讲真话是个老问题，这么说我们以前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没讲真话，而是假话流行，我们有力量么?我们的力量又体现在哪里?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媒体都显示“我们很有力量”，进入了经济大跃进时代，高铁、高速公路、豪华的城市建设……显然这些灿亮的硬件并不是“力量”的象征。
再就是，“今天”而不是“昨天”更不是“前天”由人民日报提出“怎样讲好真话”，而且，“怎样讲好真话”一下子跨越两个层次，即“可以(允许)讲真话”和“怎样表达真话”，赵文关注并提出了“讲好真话”导向性药方，就是“至少需研究以下四个问题：一是谁来说，即明确传播者自己的身份，社会角色不同，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同;二是对谁说，即研究说话的对象，针对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根据接受对象的不同确定自己的传播方向和策略;三是说什么，即研究听话者的需求，确定传播内容;四是怎么说，即研究描述和评论方式，提高说真话的效果。”真是滴水不漏呀!圈内圈外、墙内墙外、群体内群体外，渠道十分明细，这样就能有效地做真话表达了。拿二千多年前孔夫子的话说就是“非礼莫视、莫听、莫为、莫讲”，此“礼”就是官方钦定的秩序也。所以一个寻常国人想说真话依然不容易，说穿了，上头要听的是按照一定规范一定渠道传去的真话，否则你说了真话也等于没说。
此话放在改革开放前的年代同样是真理，比如彭德怀的万言书(当年的右派就不用说了)，他对毛泽东的诘难，都有违于这四个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没给最高当局的面子。于是体制内彭德怀这些心直口快的人(从一定职位的官员到一般的知识分子)都遭到了整肃，于是大家很快学会了“说话”，比如彭德怀的检讨书开头，还要充分肯定一下毛的“三面红旗”，李庆霖为下放儿子处境艰难的“上书”，还得吹捧毛的知青下放决策如何英明。这就平添了坏政策得到普遍拥护的假相，客观上推迟了最高当局的纠错，但是这确是“讲好真话”的艺术。国人早就这样实践了，学会了“说话”，把真实的内心捂得紧紧的，心里在滴血也装出一副心服口服的样子。官方更是舌如巧簧，比如在“失业”一词上覆盖了“待业”“待岗”一类体面的字眼，更不用说官方可以动用公权力不断修改“失业率”了。
年轻的国人没有经过这样痛苦的历练，加上民间的口头话语空间确是增加了，再说公平公正公开不是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可以用眼用心测量，真话也就随口而出。这里有个无可回避的时代背景，就是互联网的普及，国人不但可以动口讲，还可在网上表达真实的观点，假话也就成了过街老鼠，没有多少人看那些主流报刊就是证明。官方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但不忘行使指导和引导之责，设置了有形无形的框框。就是承诺了，地方政府会不会执行还是个问题，因为地方政府不会有中央的雅量。
由于现实的腐败渥浊，连体制内的人也纷纷加入民间说真话大军里，可见这真话冲着官方，不为官方喜闻乐见，官方死死捂住传媒(先是纸质后是互联网)，不让民间的真话汹涌澎湃。一般的老百姓怎么会讲究他的“真话”放在哪个渠道合适?民间真话毕竟要传到官方，在一些官方半官方场合，一些发声人还是有良心，但他们的发言还是依照体制惯性，先称颂一番本来就是错误的政策，再讲一点几点问题。所以，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开放，在我们国家真话倒越难讲，越难表达了，而错误决策和政策造成的不良后果(隐患)以灾难形式争相发酵。赵文所说“面对新形势，政府应带头讲真话、讲好真话”，实际是承认了许多时候政府没讲真话，至少没带头说真话。
其实政府是分级别的，级别越低的政府越受制于实际利益(包括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级别越高的政府更多的是盯着高层政治利益，以此维护个人的利益。为了政治利益不丢分，就必定说假话，像“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样的表白就是握有权势的筹码，像前些年沙氏病流行卫生部长睁眼说瞎话的表白，上面决不会追究的，至多挪个位置继续做同样级别的官。即使体制内有个别高官说真话(比如温总理几次答记者问)，掌管当局最高政治利益的媒体主管，会断然封杀或删改，不让国人知道“真话”。可见赵文所指的“政府”实指地方政府，他的“四点”包含着为最高媒体主管张目和谋略的充分余地。
赵文的要义不在鼓励说“真话”，而是“真话”如何表达。所以，我们不必为赵文的开明欢呼。可他不经意在塑正说真话的“中国模式”——在舆论严加控管的环境中如何让真话浮现。
二
其实，赵文还重复着一种准官方的运作模式：不讲好真话后果是严重的;从今天开始，不要追究过去，让我们现在开始按这四点有序地讲真话吧。
共和国60年历史，有过几次讲真话的时候，那只是昙花一现，倒被高层“引蛇出洞”“秋后算帐”，以种种莫须有罪名大加挞伐，以致一种强权声音横冲直撞，宣传媒体总是热火朝天，最高层一声令下，民众莫不热烈拥护，形势莫不大好，帝修反莫不垂死挣扎。70年代初我下放的农村生产队连年减产，可报纸(只有人民日报、江西日报、赣南日报)仍报道“丰收”，早稻还在晒场上，报纸就报道“全国夏粮超额入库”，而且有现场照片和人物采访，我当时天真地想：恐怕全国都丰收，只有我所在的大队不行。后来知道讲真话的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干部们都学乖了，拿现在的话就是“讲政治”，照着上面的调子喊。80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开始县乡领导想不通，抵制，并不是出于“讲真话”，而是恐惧又一次站错队而造成自己出局。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当年是主管县里工作的副书记，这位县领导迟迟不实行包产到户而受到地区(上级)的批评，开会坐冷板凳，受到“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批判，事后他感慨地对家人说：这是令他最舒服的一次批判。原来他内心深处是希望包产到户的，可他就是打死也不说。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官民都学会了讲话，顺竿溜就是。这小小的事例倒提醒我们，大权在握时别以为周围的人都真心拥护你，眨眼就离你而去——利比亚卡扎菲的遭遇值得深思。
彭德怀的检讨书，李庆霖的上书——无数人的检讨话语都是开头来一番“皇恩浩荡”式的歌颂，所讲问题也是尽量缩小，“上头”才好接受，同时自我贬低自我检导。“上头”听到的真话真情已经过伪饰了。我看，赵文的“四点”必然导向这样的结果。基本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恶性发酵，但主流媒体上肯定会宣扬“全国人心意气风发讲真话”了，又是“中国经验”啊。
我以为，现在提倡讲真话，先不要先框定若干“渠道”，而是要认真反思一下过去假大空流行的教训，找出其根源，别让现代的国人提着一颗心来讲真话，开始不免七嘴八舌，还叫人心惊肉跳，只要不断健全社会的话语空间，理性自然会扎根，私下讲的跟会上讲的一个样，不必担惊受怕，这才是“话语启蒙”的正道!
201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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