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古老的理论，为了解决人们相互之间的纷争，为了保障每个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建立了国家。国家在人民授权之下组建政府，政府的天然职责之一就是保护其国民的生命安全。当国民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国家有义务不惜任何代价给予救助。
2011年7月23日晚上8点31分，两列“和谐号”高铁列车在中国温州地段发生了高速追撞，撞击速度高达100公里左右。撞击后，被追撞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被压扁，追撞列车的前四节车厢掉落于高架桥下，造成数百人死伤，酿成“7.23惨剧”。
有信息显示，遇难人员并未得到充分的援救。根据7月24日8:31，CCTV13新闻报道，凌晨3点40分，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到达事故现场，在现场“再也没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他宣布，“要以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将现场清理完毕，尽快完成通车”。也就是说，救援工作仅开展了8小时，整个救援工作就基本停止，现场工作的重心就从“救人”变为“保通车”。让人困惑的是，在宣布没有生命迹象11个小时以后，24日傍晚5时许，最后一名幸存者项炜伊在D3115的第16节车厢获救。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当时继续抢救，其他乘客是不是还有可能生还？据专业人士介绍，生命抢救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如果有外伤，24小时内存活率高达90%以上，48小时内存活率也很高，过72小时，存活率降到20%以下。本次事件发生8小时以后，就匆匆停止救援，应该如何理解？
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分队队长彭碧波认为，应该“对搜救区域划成几块，分给专门的救援人员，他们进行拉网式检查，确保每一个伤员都不被漏过”。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消防与安全技术学院助理教授麻庭光认为，之所以早早结束搜救，处理现场，“是希望早日恢复通车，所以放弃了搜救”。
铁道部漠视生命的做法并非孤证，而是惯例。《南方周末》经济部的官方微博披露，2010年在5月23日，江西K859次列车脱轨，当局“用挖掘机挖个坑，把车厢扒出来，扔到坑里，然后用铲车去拍扁”。甚至连“没抢出来的断肢等，也一起拍,一起埋掉”，数日后，“事故平息，才挖出来全部清掉”。该列车在凌晨两点出事，下午六时就恢复通车，“救援时间更短”。当时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9人，但有自称在现场的网友指“抬出来的尸体就不止19具”。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2年4月12日上午，晨练归来的老太太李素芳在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伤。闻讯赶来的兰州“120”急救中心医师赶到现场准备抢救，却被两名兰州铁路公安派出所警察挡住，称：“铁路的救护车马上赶到，你们不要动”。结果耽误了近1个多小时，老太太因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而死亡。铁道系统，不仅是垄断性企业集团，还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属于政府机构。通过铁道部的窗口，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如何对待其国民。
早在20年前，中国国务院就发表了它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该白皮书明确提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这是最简单的道理”。20年后的今天，人们惊讶地发现，生命原来是可以“砰”的一声就没了的。中国人并不拥有支撑其生命权的坚固陆地。假如你在某场公共事件中受了重伤，然后走过来一些人，你对他们充满希望，可是他们很可能不是来救援你，而是来埋葬你。
生命权是“人权的不可克减的核心”，至今尚未被明确列入中国宪法。2004年，中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修正案，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人权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需要进行宪法解释或修改宪法，生命权才可以正式成为宪法的内容。在私法领域，中国已经有法律对生命权进行规定，比如《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但生命权在私法与宪法上的意义并不相同。在私法中，生命权保护个体免受他人侵害；在宪法中，生命权保护个体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并强调国家对公民生命权的保护义务。生命权写入宪法就是与国际接轨。有学者统计，在世界公认的193个主权国家中，至少有154个国家的现行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生命权。如爱尔兰宪法规定，“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国家须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人身、名誉以及财产权利”；危地马拉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和保护从孕育起的人的生命、安全和人格的完整”。
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有两个文件规定了生命权：其一，《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其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尚未批准其在国内生效，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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