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福利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应该保持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高税收就应该意味着高福利。否则，老百姓就有权力向有关方面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的钱你们都收去干什么了？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或许不能得出让人满意的结论。
众所周知，从1995年之后，国家财政与税收收入远高于GDP增长速度，更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十五”初期的15165亿元上升到“十五”末期的30867亿元，税收年均增长19.50%，然而，国家税务总局仍然“意犹未尽”。他们认为，与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关国家比仍然偏轻。我国宏观税负在2005年达到最高水平16.2%，这个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30%左右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低14个百分点，仅相当其一半；如果加上社保基金的宏观税负，则为20%，仍然偏低。与此同时，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具体数字。2007年我国税收总额为49449亿元，GDP是24万亿元。除了收税之外还有各种费用，统计显示，如果把所有的税费都列进来，全年征收的苛捐杂税不会少于9万亿元，这个比例占GDP总额的37%左右。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一直高达36%以上，其中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制度外收入、债务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等等，税费总额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很多。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所谓税负痛苦指数真相！
国家统计局曾自豪的宣布，从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190元起步，到2007年，30年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则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30年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折合成美元，我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280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3.7%，日本的74.9%，德国的99.5%，分别比1978年提高17.2、59.7和7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1978年为1.8%，2007年提高到6.0%。而1949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是5.7%，当时没有内债和外债。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近60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刚刚回到60年前，而且还欠下了大量的内债和外债，付出了破坏环境掏空资源等等的巨大代价。
再看看人民的具体收入。2007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360美元，折合人民币为16520元。相当于每月收入1376元。2007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据说达到了4140元，比2006年增加了553元。从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来看是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多的一年。增幅扣除了物价指数之后和2006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9.5%。也是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幅最高的一年。其实，这是官方一个理想化的数据，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平均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底全国经济人口达到7.82亿，其中城镇就业人口为2.83亿，乡村就业人口4.8亿，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仅847万。在这个庞大的劳动者队伍中，纳税人口的基数并不是很高。以每月2000元的纳税起征点算，乡村就业人口几乎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城镇就业人口中，也仅1.1亿左右的在岗职工为纳税的主要基础，而这1亿多的就业人口平均月收入1726元，月收入超过2000元的人数仅为2600万。
不妨跟美国做一个比较。据美国国内收入署统计，2004年有1.8亿美国人申报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2%，而美国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收的40%以上。今年10月16日美国国内收入署宣布2009年的个税起征点将提高到“夫妇合计申报11400美元，单身或夫妇分别申报5700美元，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人均收入8350美元以上才缴税”，由此计算出美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致相当于其家庭年收入的1/4~1/5。而美国的平均物价，包括住房、汽车、燃油、肉禽食品、通信等等费用，都不高于或低于我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况且美国还有完善的公费医疗、全免费教育以及终身养老保障。
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税收如此之高，而老百姓福利又这样之低，那那些钱都哪里去了？一言以蔽之，官方消耗了。大量的税收不仅为政府投资提供了充足的本钱，更为无节制的行政成本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我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4%，2006年上升为24%，世界第一，大约是日本的15倍。而这15倍的前提是，我们的GDP当年只有日本的60%，而我们的税费总收入却是日本的2.1倍。更有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12086亿元。而当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26396.47亿元。
我们再看一看西方高税负下的社会：欧洲国家普遍是高福利国家，税收高，但并不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能从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等不一而足。其实高税负不一定就与税负痛苦指数划上等号，税负痛苦指数是说在高税负的重压下，生活维持温饱，甚至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这让人怎能不痛苦。而反观欧洲高税负、高福利国家，人们的生活优哉，环境优美。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民纳税就是换取政府带给国民各种福利待遇，给人们提供一个殷实的物质保障，使人们在高福利的待遇下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从而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中国的官员整天喊着与国际接轨，当然，中国不是不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提高税负，但前提有二：一是权力受到了足够的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不能自报自批，必须经过人大批准而且全程接受百姓监督，使行政管理成本全面降低，“与国际接轨”；二是社会保障事业有了健康的长足的发展，公民的税收大部分被用于公平的社会保障建设。在后危机时代，各级大小官员都在喊，保增长、促内需，提高民生。启动内需就是让百姓消费，眼见着我们的GDP像火箭横空出世，一日千里；我们的外汇储备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但是所谓的“提高民生”就是看不见提高了多少？收入福利增加了多少？房价降了多少？总不能一边让百姓消费，一边又用高税负低福利的枷锁勒紧百姓的脖子，极尽压榨之能事，使得民生枯竭殆尽。
(文章写于2010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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