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１８日下午结束为期３天的访港行程，乘坐专机返回北京。对于此次香港之行，李克强说感受最深的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而首要一点即肯定了香港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事实上，香港和的这种地位不但“重要”和“不可或缺”，而且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在经济上的地位超过北京、上海。
这首先体现在香港的通商港口的作用上。香港出口于２０１０年强劲反弹，也带动了香港港口业务的触底回升。数据显示，香港港口货柜处理量经过２００９年下跌１４％后，２０１０年首１１个月已同比回升１２．７％，货柜处理量超过２００９年全年的２１００万吨，达到２１５８万吨，港口业务强劲复苏增长。
数据显示，如果把深圳和香港港口货柜处理量加起来，依然是世界第一。
以船舶注册为例，截至目前，香港注册船舶总数为１７３５艘，注册吨位为５６５１万吨，香港船舶注册在全球排名前五位之内。而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香港船舶注册上的船只１４９６只，吨位共４４９０万吨。香港航运业发展之蓬勃和业务覆盖面之广傲视亚洲，目前约有７００家企业在香港运作有关业务，为各地顾客提供优秀的航运服务。此外，香港早已被公认为海事法律中心，本地的专业仲裁机构深得各界人士信赖。香港航运业的另一项优势来自《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因为“安排”给予香港航运公司在中国内地市场经营的优惠条件。
当然，香港相比北京上海，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无可争议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香港金融市场的特色是流通量高，市场在有效和具有较高透明度的监管下运作，各项监管规例都符合国际标准。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香港特区政府恪守尽量不干预金融市场运作的原则，并尽力为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有利营商的环境。香港的低税政策和简单税制，为各类商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而完善的法制则保证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吸引了大批外国金融机构进驻香港，使香港金融业始终保持着不断进取的活力。香港现已形成包括银行体系、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债务市场、金银贸易、保险业以及投资管理等金融运作系统，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依存、互为补充，共同为资本的顺畅流通和增值提供保障。
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心之一，香港拥有本地和外国银行及存款机构251间，除存贷款之外，这些银行还从事包括贸易融资、公司财务、个人理财、证券及金银买卖等。在香港的外资银行达114间，其中的77间属于全球100间最大银行；香港银行的业务中有55％以外币为单位，到去年底银行持有的海外资产总值达4195亿美元。香港的外汇市场发展成熟，交易活跃，以成交额计是全球第七大外汇市场。由于没有外汇管制，香港的投资者可以全天24小时在世界各地的外汇市场进行交易，这对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十分重要。
备受海内外投资者关注的香港股票市场，目前上市公司达755家，资本市值总额达3.8万亿港元，为全球10大股市之一。配合资讯科技的发展，香港交易所近年来不断进行技术更新，目前已实现自动对盘交易，投资者、经纪和交易所联网，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目前，香港交易所正在与伦敦等国际主要交易所磋商，为实现24小时环球股票交易创造条件。香港债务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亚洲区内流通量最高的市场。到去年底，未偿还的票据及债券数额超过1130亿港元，而此类票据及债券的日平均成交额达211亿
香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一向非常重视，已形成一整套金融监管制度。主要监管机构金融管理局和证监会等，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改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以维护和提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这一点，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有充分表现。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而其他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极深的国家当时基本都以制造业为主，这对他们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影响很大。原因是，内地1997年前后，香港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其他亚洲国家难以抗拒这种趋势。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限制了他们的复苏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优势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相反地，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外资与金融支持，中国内地的资本化发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支持，这样一来，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像冲击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冲击香港经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香港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当时的南韩都缺乏可靠的法治，所以权力以及跟权力的关系历来主导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资金投放决策，埋下许多金融危机的种子。加上，那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又不自由，没有独立媒体去揭发那些权钱勾结起来的金融体系，使他们的金融体系弱不禁风。所以，危机一来，金融体系就崩盘了。但香港的法治更可靠、新闻媒体更自由，实际上，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手段，让那些金融问题在没有酿成危机之前就被曝光，以此逼着相关人员把问题解决好。所以，香港的制度救了香港。
因此，一些所谓“上海将取代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除非内地在制度保障和新闻媒体开放度上有实质性的改善，让司法、市场监管和媒体都享有根本的独立性，否则那些认为上海能从根本上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种愿望。不可否认，在政府直接操纵与安排之下，上海的资本市场不时会出现胜过香港的局面，但那是表面现象，是政府安排的。世界历史上任何主要的金融市场中心没有一个不是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那样才有自生的活力，能长久繁荣。而政府安排并靠压制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资本市场，本身就跟资本市场的本意相冲突。当然，这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政府安排下的表面繁荣，就像当年苏联计划经济的繁荣一样，但那会难以持久。香港的法治、新闻媒体以及职业监管团队的优势，加上外国金融机构和从业者对香港制度的熟悉，这些使香港在未来许多年内具有上海难以逾越的优势。所以，香港会继续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胜过印度等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香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在内地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作用，难以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这么成功。
我们应当看到，随着内地自身的改革，外商和投资者自己可直接绕开香港进入内地，香港的重要性会逐渐减弱，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经济规模会很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上海和香港都会快速增长。的确，在上个世纪40年代前，上海胜过香港，但从那以后情况变了。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政策是以香港为主要金融中心，并同时发展上海的证券以及其他金融业，让两地同时竞争，这是对中国最好的做法，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由于中国经济的起飞和香港在亚洲独有的法治传统，香港不仅是亚洲独有的国际大都市，而且是亚洲最强的金融中心，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美洲大陆，人们会想到纽约为金融中心；在欧洲，人们会想到伦敦；在亚洲，人们会想到香港和东京，由于日本的金融管制，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香港是亚洲的最主要金融中心。跟纽约和伦敦一样，香港在证券市场、银行、保险、私人理财、基金管理（包括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等领域非常突出，都是全球资本配置体系中非常关键的金融中介，香港的法治、自由媒体和自由市场理念给世界各地提供了金融交易所需要的信誉和信任。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强化了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桥梁的作用。同时，也更加强了香港对内地的示范作用——有了这样一个先驱榜样，我们可以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路上，少走弯路，一步到位。所以，香港对中国来说，不仅是金蛋，更是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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