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几周前，发于《瞭望东方》。
整个夏天，有一个经济词汇，在全球各地都占据了显著的标题，让很多政治家头疼不已，让评级机构忙着调整评级，这个词就是：债。
在中国，早就不算新闻的地方政府债务，因为审计署公布的一个数字，重新引起了新的关注和争议。审计署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为10.7万亿元。这个数字本身已然相当大，要知道，这可是相当于10年前中国全年的GDP。但是不少机构，最著名的就是评级机构穆迪，认为真实的地方债务规模可能要比公布的还要大3万亿左右。
在美国，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国会还在激烈的争论如何提高债务限额，消减开支，避免出现债务违约。美国的债务水平比起中国的债务绝对值要大很多，占GDP比重也大，赤字的水平也更高－美国现在一年的赤字，就要接近中国全年的财政支出。
当然，最为债务头疼的还是欧洲。欧元区的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已经因为债务陷入危机，必须寻找国际救援。而欧元区的大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例时，也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下。可以说，整个欧元区的前途都因为债务而系于一线。
债务问题一起爆发，并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不是有一种说法：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吗？现在的情况是，在金融危机的第一波潮水退去之后，不少国家都骤然发现，自己穿得并不多。
不过，同样是债务问题，中国，美国和欧洲，这世界前三大经济体所需要的解决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债务问题公认的根源是低增长和缺乏竞争力。通常低增长和缺乏竞争力的国家，老百姓生活得会比较拮据，政府也没多少钱花。但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借欧元区的东风，通过借债实现了花销上的“赶超”和“收敛”。生活水平上去了，生产却没上去，可不就是背下一身债。因此，欧元区的这些国家面临的其实是双重危机：比较紧急的是当下的债务危机，但债务背后的却是一场更深远，更难改变的增长和竞争力的危机。也正由于此，欧洲的债务危机的解决才极为艰难。说起来，债务还是相对简单的部分，通过欧洲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救援，这些国家可以好几年不需要从市场上借一分钱。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实现增长，这不仅需要痛苦深刻的改革，因此也就意味着会有巨大的政治阻力，这些改革究竟能否在足够快的时间里推动增长也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美国是一个比欧洲有活力多得多的经济，美元是当下唯一的超级货币。因此，美国根本不存在短期的债务问题。正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债务限额的僵局，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真正的经济问题。因此，一旦民主和共和两党找到政治上的妥协，美国短期的债务问题立刻就会解决。但，美国确实有长期的债务问题，这背后主要的原因是老龄化和随之增长的公共养老支出和医疗支出。这么说吧，美国有一个设计于30年代的养老体系，60年代的医疗体系，但面对的却是21世纪的老年人口和医疗技术。因此，美国困难的选择在于，必须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的某个时点，对其医疗和养老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不能算一个艰难的经济问题，但却是一个艰难的政治问题，因为任何改革都可能必然意味着公费养老和医疗要被消减。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暴露的其实不是债务问题。10万亿的债务，以中国的经济增速，用5年到10年就能消化。更何况，地方债务主要是用于投资，换句话说，债务增加也对应着资产的增加，即便资产的质量未必高。这里暴露出来的，其实是中国的财政体制，政企关系和金融体系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地方政府缺乏财政纪律，政府和企业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银行还远没有真正的按照商业银行行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最后总能让银行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10万亿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如果底下还有一个无底洞，那就是问题了。
这里唯一的好消息也许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己在裸泳了，至少比涨潮的时候假装自己穿着衣服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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