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伟 _ 资深媒体人 主持人/郑琼(独立纪录片制片人) 那场暴风骤雨已经从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脸上消失了。当蒋樾见到他们时,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他们花白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螺丝店里、轮椅上或是毛主席画像前,笑容腼腆,说话轻而谨慎,仿佛在努力压制着藏在他们体内那段洪水般凶猛的历史。
但往事从没有真正平息,刘福德清楚地记得,地主“韩老六”住着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则对自己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念念不忘。六十多年前,暴风骤雨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呼啸而过,卷翻了他们生活的元宝村,并从这里涌向全国。当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随着新政权传遍全国时,他们都成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试图让人看到的,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和不堪,也有新社会的优越和希望。
也就从那时候起,位于东北一隅的小村汇入了时代巨流,随之起起落落。真实的元宝村和真实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下面,被许多人咽到肚子里。等到2005年蒋樾来到这里,打开录像机时,其中一些往事,已经被带进了棺材里。
但那些还活着的人,却吞吞吐吐张开了嘴。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工作队
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郭孩子,穷得叮当响。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7月份。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动员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说这话时,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
“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这是一名昔日农会干部对着摄像机总结的经验。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地主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高挑个子,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
对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6年,“也是群众选的”。
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给小学生做点校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但改变这种分化的努力,却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口号是这样喊的:“乡亲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
批斗
在刘福德看来,《暴风骤雨》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对”。因为他所经历的那场运动相当激烈。不过,被周立波在书里有意无意遗漏的那些细节,用他的话说,“挺残酷”。
“那时候叫武装土改,”于洋介绍说,“每个人都有枪。”而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为代表的阶级对抗、斗争”的过程。
对抗和斗争的确激烈,这从一个老人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人们要出远门需要开路条,否则“有问题的不都跑光了吗”?
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此时,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一名后来担任过某省省委书记的老人,对斗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一个他受剥削,”他说,“一个他怕地主报复。”
“扛着镢头去刨啊。”这个当时在某地任职的老干部感叹:“农民起来拼命的话,我就怕,我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传递出打骂声和求救声。
“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于洋说,当时,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最愿意组织民兵在晚上把某人抓来突击审一下,有时候地主、富农耍点圆滑,“打了也就打了”。
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XX吧,可以斗。
浮财
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那些从父辈起就没有奢望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如今按照成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老百姓嘴里被称为“分浮财”的过程里,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儿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老丁太太参与了商量批斗目标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开完会,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一群人在屋子里坐到鸡叫,开门到那户人家,“把东西哗啦哗啦都搬理事会去了”。
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人们热情高涨——有时候,这高涨的热情也会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郭全海带着村民们欢天喜地分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分了“一匹马的马腿”,有人分到一口缸。高凤桐则分到了一床破褥子。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当他们展览没收的绣花鞋时,农民们感叹“见都没见过”。而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农民的感情,谁在跟前谁掉眼泪。”这名工作队员回忆时动了感情,他记得,当把地主小孩衣服套到穷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身上时,大人说:“赶快给毛主席鞠个躬去。”
纪念
2005年春天,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开始接待游人。村里的干部说,这里接待了第一个派出的土改工作队,纪念馆可以让大家重温这段历史,当然,也可以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
收集“古董”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挨家挨户的动员和搜集,某户人家的筛子架和高凤桐家的硬木桌子,都被作为珍贵的历史物品摆放在这里。
最显眼的,则是用《暴风骤雨》宣传了这场运动的周立波的塑像。当小学生排着队进来参观时,他们看到了周立波笔下的人物:有“恶霸地主和伪镇长”韩老六,也有郭长兴、刘福德和高凤桐的介绍。
展板里简略地介绍,并不能涵盖这些人的一生。运动中,郭长兴成为农会会长。后来,他做起了螺丝店生意,很兴旺。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刘福德则已经要靠轮椅才能出门。他做过伪满洲国的职员,后来当了老师,但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却从没被揪出来批判。站在人生的尽头,他这样总结:“我感到我这一生中啊,也算挺幸运。”
单从街道上来看,时间并没有在元宝村留下什么永恒的纪念。宽敞的瓦房和木棍拼起的栅栏符合一个东北村庄的特有气质。但村口那个显得有些不协调的巨大门楼,和“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题字,则不时提醒着人们它的辉煌过往。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打那时起,时间已经不紧不慢地过去了六十多年。“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200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刘福德语气缓慢地对着镜头说:“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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