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正点到达》(DerZugwarpünktlich)是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HeinrichTheodorB?ll,1917-1985)的著名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写于1948年,发表于1949年。读者可以从主人翁安德烈亚斯(Andreas)中找到伯尔的影子,伯尔年轻时被征召入伍,在军中服役,曾被美军俘虏,后释放。六年战争生活的种种经历,成为伯尔早期创作的主要题材。 战后,伯尔除了在科隆大学研究语言与文学外,还当过木匠和人口统计员,因此对下层人民的生活较为熟悉。这部小说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处理手法,均超出了一般的意识形态思路。安德烈亚斯虽是纳粹士兵,但对法西斯并无认同,在他心目中“任何死亡都是谋杀”。 在小说里,安德列亚斯坐火车返回波兰前线,当时德军正在全线崩溃,回到作战前线就意味着死亡。他的旅程象徵着从生命到地狱,是绝望和死亡的挣扎。车轮每滚动一圈,便意味着带走一部份生命。 安德列亚斯在车厢里坐着,想着“不久”这个词,因为他不久就要死去。“不久”这个词,像一粒子弹一样钻到他身上,几乎是不知不觉地,穿过他的皮肉、肌理、细胞、神经。钻进去,终于钻到一个地方,挂住,炸开,撕开一个致命的伤口,引起血流如注……生命……痛苦……。是谁创造了“不久”?安德列亚斯不可操纵自己的命运,被挂上这趟通往“不久”的列车。 在车厢里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纳粹战争狂,有麻木的随波逐流者,有精神崩溃的人,也有好心肠的人。 小说的高潮发生在一个傍晚,安德列亚斯和几位同伴在一个小镇下了车,到一家妓院过夜。这家妓院是一个地下抵抗的据点,安德列亚斯遇到了波兰姑娘奥丽娜(Olina),她是地下抵抗战士,表面职业是妓女,她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而刺探德军的情报。但是,两人的相遇,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既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她。安德列亚斯并不知内情,只是以临死真诚的祷告,打动了这位准备置他于死地的波兰姑娘。他们相爱,她也把自己的一切秘密讲给他听。最后,奥丽娜决心帮助安德列亚斯逃出死亡的魔掌。 小说的高峰是安德列亚斯的忏悔。随着火车接近终点,死亡逼近,安德列亚斯忏悔。作者写道,“现在,他想,终于是我祈祷的时候了。我这一生的最后第二夜决不在睡眠中度过,决不迷迷糊糊打瞌睡度过去,不拿白酒去玷污它,决不让它虚度。我想在需要祈祷,尤其需要忏悔。人们要忏悔的事情那么多,像我这么不幸的一生,也有许多事儿要忏悔。”他忏悔当年在法国酗酒,醉得像一头野兽,他忏悔骂过学校的老师,骂过教堂的传教士,取笑过同袍士兵。他忏悔夜深入静天寒地冻的夜晚,拒绝过一位又冻又饿的妓女,并把她推到水沟里去。安德列亚斯恳求神饶恕他。忏悔给他带来新的生命,他不但不恨那些在火车上嚷嚷“实际上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的人”,而且还为他们祝福,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愚蠢。 伯尔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辞中说,安德列亚斯的忏悔,不是单纯一个认罪与不认罪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而是,透过忏悔,让读者看到实实在在的灵魂对话。忏悔,不是简单的善和恶的斗争;忏悔,实际上搭起“悔”和“改”的桥梁:悔过去的罪,改未来的生。 在一个息息相关的社会里,面对灾难,我们的灵魂是否安宁?如果我们不能安宁,那就说明我们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心安理得,那就说明我们的良知毁灭了。 伯尔用自己的小说告诉读者,人间大爱与宗教信仰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样每个人都有权利面对自己肉体的死亡。小说结尾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把你带到哪里?未来的生命!”表明作者相信,人死后重生,新的生命开始。故事中特别安排教会与国家和战争的关系,小说家提醒读者: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条生命都必须得到体恤。 列车误点到达 伯尔是德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不是简单的“废墟文学”代表,他的伟大在于,他用小说让德意志反省:我们需要重建家园,而不是重建江山。“列车”到达终点,江山易位,政权更迭。江山“易改”,家园不变。普通人需要的是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权力者需要的才是江山。所以,“废墟文学”基本是同一个命题:德意志重建家园、治理家园。 满载GDP的中国列车开始误点,7.23温州动车追撞悲剧的发生,我们能不能反省一下,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治理的是家园,还是治理江山? 我们先不追问“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我们欠缺的是,透过心灵实实在在的对话,我们需要通过忏悔,搭建“悔”和“改”的桥梁:悔过去的罪,改未来的生。 误点的中国列车,请你干脆停一停,等一等,载上每一个有自由和尊严的中国生命,链接整体中国人的良知和道德,不要让江山变成危楼,不要让GDP脱轨,更不要让家园坍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平安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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