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申宁：改革是革命的引路人

由于改革与革命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当由统治者发动的改革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要想停下来或是退回去已是不可能了。随着变革的重心由上而下的移动，当变革的主力由上层统治者变为下层民众时，革命便呼啸而来了。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改革成为联系两个世纪的纽带。戊戌年的腥风血雨尚未散尽，慈禧便继承了光绪的事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晚清的新政改革限于当时国人的认识水平，仍不出早年戊戌变法的那些内容。如果说当年的改革在今日已无影响，但是，作为伴随改革而来的辛亥革命，却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

一、改革与革命本是孪生兄弟

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义和团以灭洋为帜，兴起于华北。刚刚扑杀了维新变法的西太后因新旧之争而仇洋，因仇洋而排外，利益在守旧一边的朝臣嚣嚣然群起附和，朝廷遂挟义和团为重，下诏杀洋人。等到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曾经如潮水一般涌入北京的义和团，又如同潮水一般向四面八方退去。在慈禧太后和光绪被枪炮驱赶着西狩之后，满清权贵和守旧的朝臣大半成了祸首，杀、戍、革职、圈禁之后，气焰俱歼。西太后既造其因，又食其果，千里踉跄于国将不国之际，身受的惊吓，一面使她排外之心消而媚外之心长，一面又非常奇特地变成了一种比文字更有力量的启蒙。而后的痛定思痛，使一个极顽梗者在危势的逼迫之下接受了本来不肯接受的东西。于是而有了1901年初“预约变法”的上谕以及以后的筹备立宪。有人说新政改革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继续，是慈禧完成了光绪和康梁未竟的事业。把新政和变法这样联系起来看，正说明了新政和变法在实质内容上的一致性。

洋人的枪炮打破了新旧之间的隔膜，四十年来为隔膜所阻的种种纸上议论在后来的十年里，纷纷被搬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演为改制与改作。上个世纪末维新派所预言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在庚子国难以后已成了一种可以看见的事实。这种逼出来的变法，虽然既不自觉又不自愿，但它终究以诏书的力量造出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没有的规模和速度，使传统中国的“文物制度”在急匆匆的除旧布新中变得面目大异。

1905年新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废除科举。科举作为宋代以来知识分子进入上层政治的一个主要渠道，长期以来起着为统治阶层输送人才，维护统治秩序稳定的重要作用。科举制度被废除，使大批知识分子失去了进入上层政治的进身之阶，使国内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知识流民。再加上十九世纪后半期改革学制，新学堂的大量出现，也培养了不少新的知识文化人。这些知识流民和新的文化人在入仕之途受阻之后，除少数出国留学之外，多半进入了军事学堂，摇身变为文化军官，这批人成为袁世凯推动军事改革的骨干力量。这股力量在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宣传后，便立刻调转了枪口，把清政府赶下了台，这就是辛亥革命。

作为大力兴学事业的对立面，科举被废除是在所难免的。然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是与选官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和仕途成了剥离不开的东西。以改革教育为宗旨的育才兴学一旦实行，则不能不与选官的科举制度发生抵牾。至二十世纪力行新政而广开学堂，则科举制度已成为兴学的一种阻力，两者之间不能相容。于是，自隋唐以来行之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便在“时局多艰，储才为急”的催逼下，被一纸诏书所废。当此之际，君臣都相信“三代以前，选士皆由学校，而得人极盛，实我中国兴学育才之隆轨。即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亦无不在于学堂”（《光绪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P5391-5392）。被西学理想化了的“三代以前”与“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联在一起，助成了新学堂战胜旧科举。然而当中国人为了回应西潮而一步步抛弃科举制度的时候，最先挟西潮汹汹而来的英国人，却接受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以此量彼，可谓因果各异。

自“预约变法”以来，朝廷把废科举、兴学堂列为新政要目，期能以新学之才淘汰旧学之人。然而不数年，聚在学堂中的人们已兀然群起，一批一批化作了弄潮儿。盖“十年之间，闽严氏、浙章氏、楚谭氏、粤孙氏、梁氏。唱民权言革命，已大影响学子之脑海。戊戌政变，谭浏阳以为国流 血自命，而汉口、广东接踵并起，社会教育之效力，明效大验”（《说社会教育》见《苏报》1903年5月24日）。先行者播下的思想在十年新政里燃为燎原之火，使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圣贤意态黯黯然澌灭，而豪杰意态勃勃然发煌，义理、辞章、考据一变而为声光化电、欧罗巴、亚西亚；再变而为自由、平等、民权、共和、国魂、黄种、白种、合群、人格、独立、社会、天职、牺牲、冲突、运动、革命和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拿破仑、华盛顿等等。西洋思想和东洋词汇一批一批地被趸入中国学界，化出集群的高昂和亢奋。于是，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学潮便成为一种与兴学相伴生的社会现象了。

西来的学理中最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往往是最朦胧的东西，在吸引力和朦胧性之间便产生了一种随意诠释，“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为之事，吾皆得而为之，而人断不能禁止吾，压制吾也”（《童子世界》第四号《论自由》）。舶来的观念经过这样的诠释不会不走样，但对于困于礼法和制度束缚的学堂中人来说，由此得到的正是一种斩芟束缚的思想利器。

当新学急遽进入中国之际，名词常常要比它所内涵的思想走得更快更远。大批的人接受了种种名词而来不及辨识本义，便非常自然地以新知推度旧知，把自己熟悉和向往的东西移入新名词之中，借西来的新学脱去原有的束制。抗争与姿纵、进取与盲动、血性与意气、公义与私利便羼在一起，汇为抗上的源源动力。起于学堂的风潮，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越出门墙，汇入动荡的社会之中。成群的学子，因之而在晚清最后十年的社会冲突里成了以搅动天下为己任的人物。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这个时候的学生都是新政的产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从一开始就期待和向往一种比新政更加剧烈的变动，深信“不举数千载混乱之政而毁之，改革之，使前此之国贼、民贼、群贼、人贼悉无所凭借，以存积重腐之窠臼绪余，则不可与言爱国”（《教育界之风潮》第五章）。以此立论， 则社会进化中的新旧冲突很容易被鼓涨的热血简约为“不能破坏非英雄”（《国民日报汇编》二《苦学生》）。这种泛义的“破坏”观念未经界说却又不言自明， 极富感染力地推动走出学堂的学生急迫地否定中国社会中既有的人物、制度、价值，与急急然而起的革命合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但他们在为时局造动荡的过程中，又非常自觉的成为一种与政府相对抗的力量。与自发而起的民变相比，这种由“自由平权”、“革命排满”之说催生出来的“谋不轨”显然内含着更多不易扑灭的韧性。学堂一个个成了以思想“肇祸端”的胚胎之地，斯文一脉遂横决而出，流入天下滔滔之中。

改革说到底就是社会变革。当这种社会变革由上层统治者发起，在维护统治秩序的状态下进行变革时，称之为改革；而当这种变革成为下层民众的需求，由民众来推动时，便演变为革命了。改革与革命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由谁来发起与推动。

二、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庚子之后，张之洞曾经说过：“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引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下册P565）。“残局”一词写照了民族危机压迫下的困厄， 而与之相对的“变西法”一语则意在籍社会改革作图存之计。但为“救残局”而“变西法”，则融旧铸新之际牵动的都是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催发于民族矛盾的十年新政，反过来又成了促生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历史过程。这种矛 盾，使“救时”的新政不能不异化为民间的怨苦，并常常激生为以下反上的民变。

张之洞那一代由洋务而入新政的人们从国家观念演绎出来的变法，在下层贪官污吏的手里被变成了层层剥削的题目。这种蜕变说明，被求富致强简化了的国家观念，其实是一种内涵空泛而无法界定的东西，当这种东西从议论化为现实的时候，其不恤民生的一面便非常容易被没有主义的污 吏所借用，演为赤裸裸的苛政。民怨带来的冲突，随着新政遍及了南北东西。曾经为变法作过前导的人们当然是向慕社会进化的，但变法的新政还没有实现预想中的进化，由这个过程所酿生的官民对抗却已经把社会危机带到了世人面前。旨在变旧法的新政派生出许多盘剥，而为盘剥所苦的民 众一旦自发而起，又往往固恋旧习旧法，成为传统制度最有力的守护者。于是，由征敛而起的冲突，使开新和守旧的矛盾与吏治的清浊、民间的怨愤交相缠绕，演为经久不息的社会震荡。延续270 年的祖宗法度因新政的改制正在节节脱散，而从东西洋移来的政制却刚刚在筹备之中，两者都无法驭勒民变的起落和漫延。衰迈的王朝遂不得不面对着一波连着一波的不息呼啸。

农村中的民变与官府相抵拒，城市里的学潮与朝廷相对抗。前者嫌变法太过急遽而起，后者恨变法太过迟缓而兴，两者各不相谋，但都表达了对于新政的否定。与这些起于局外的动荡腾乱相比，局中人在新政牵动下的分解组合和轧砾争斗则从另一面显示了社会矛盾的变化。

新衙门移夺旧衙门的治权，本是新政变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间的起落消长又太多以私利相啃噬的贪婪，遂使诏书所布告的宗旨一开始就被利欲销蚀的面目全非。二百多年来的祖宗成法已经积弊丛生，因之而有新政变法之说。然而自另一面言之，祖宗留下的旧例又曾长久地体现了一种制约，使官界中人在权力和利益之间常常要面对许多板结的界度而不能随心所欲。变法的新政以“廓清积弊”之旨改官制，倾力拆掉了久被诟病的种种成法，但热心于改官制的人们大半又是挟私心而来的各有怀抱者。于是，积弊还没有廓清，旧例的制约却已荡然无存。新立的衙门遂能肆无忌惮地逐利于众目暌暌之下。

虽说立宪之说在上个世纪已经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之中，但在当道的眼里却是“肆为簧鼓”的东西。迨君主立宪的日本在战胜了中国之后又打败了俄国，报章论列率多以优胜劣败，物竟天择之理诠释两者政体，往往倾动官界中人。“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当权的官僚先后奏疏敷陈立宪，形成了一种以臣子议君权的局面。立宪的魔力在官场的纷然应合中被越放越大。于是而有1905年冬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和1906年夏秋之交诏书宣告“仿行宪政”。官界立宪言论哄哄然起于一时，然而能够真知立宪本意的人们其实并不多。

自从人才成为经世之学的一个题目之后，近代中国有心改革的忧时之士便常常憧憬“破格”。他们的议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以文字演绎出圆通的道理。然而一但移入新政，化为人人都看得见的东西，用文字说出来的道理就会变得全然不成模样：“自新政改官制添设各部，而该堂官误会破格用人之义，流品之杂，名器之滥，亘古未有。夫资格可破，品格不可破，一二人可破格，非尽人可破格也。乃市侩胥吏，弹冠相庆，皮毛新学，一岁三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上册P339）。由于“误会破格用人之义”，仕路就成为一种没有尺寸来度量长短的东西了。在旧格被破掉的地方，出现的是与之相对应的“人人争言运动”的幸门。这个过程用速成法造成了一批腾达的官僚，他们的面目还没有被世人熟悉，而一蹴之间已成官界要角。这种世路亢进留在官场里的大半都是污迹。后来作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之贵，当时由巡捕起家，本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趋从。因捉得袁世凯家逃仆，“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迨新政改官制，段之贵又出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载振”，遂一夜之间超擢黑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而旨下之际，“京员相聚偶语，皆不知芝贵为何许人也”（《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P230）。这种多数人的惊愕说明：“破格”一词非常容易在权势者手里演变成为便捷私利的随意道具。

由新政而变官制，本以仿效东西洋各国之既强且富为因，然而其果则变官制而后开幸门，开幸门而后分群类，当群类既分之后，遂不能不起争斗。清代以抑朋党为家法，是以朝臣之勾心斗角多半流入阴柔一路，很少以赤裸裸的争克为手段。这种局面随改官制而变，于是阴柔转为悍斗，倾轧便成了一种常见的事。与前代朋党各立旨义以分水火相比，新政中的倾轧很难辨出君子与小人、正义与邪恶、天理与人欲。群分类聚的朝官各相撕咬，而面目则莫分清浊，一片混沌。庙堂内的斗法，翻出朝局的层层波澜，胜负之间没有善恶，只有利害。

这些纷争常常会唤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为后世留下许多笑料：“常州朱宝奎游学西洋归，夤缘入盛宣怀门。宣怀以乡谊，处以铁路局小差。人颇机警，渐被信任。不数年由同知捐升道员，隧充上海电报局总办。凡各局弊窦无不知之。窥宣怀有婢，绝每，求为造室。宣怀不许，由是交离。私发铁路积弊，并抄录累年洋商交涉案，叛归袁世凯。世凯久涎铁路、招商、电报三局之利而不详其底蕴，至是得所借手，遂参宣怀，尽撤其差。以铁路局交唐绍仪，招商局交杨士琦，电报局交吴重熹，而宝奎为邮传部侍郎。”

然而被人所卖的人转过身来又卖掉了别人：“盛宣怀既失铁路之利，郁郁不伸者累年。已而袁世凯黜，载泽与粤党争权，窥其有隙可乘，遂贿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载泽知盛宣怀多财善贾，因出宿储合成百万，托其存商生息。宣怀极赞萍冶矿局之利，给以股票一张。国变后排满之风日炽，悉侵没为己有，载泽不敢校也”（《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P211、P302）。

晚清的变法新政由这些人过手，而在这些人手里， 无论新政还是变法都变成了他们的一己之物利。官界遂成了当日中国最龌龊的一个地方。

改革对于社会中的人来说，本身又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改革打破的是旧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建立起一种新的利益分配关系。在改革的过程中，改革者如果不是把制度的变更放在首位，而是将利益的追求摆在了前面，那么，改革本身便迷失了方向，改革的重心也就会随之由上向下滑动。

三、改革失败革命到来

在上个世纪的内战中，国家权力由朝廷移向地方是在战争引起的社会震荡中发生的，其间既有被动的顺变，也有主动的应变。当时，疆臣在乱世里各自为计，因募勇成军而移去了朝廷的兵权，又因自筹饷需而移去了朝廷的财权。等到战火熄灭，这些由朝廷流向地方的权力已经收不回来了。 居内驭外的局面由此而变。

五十多年来，这些下移的权力已在地方生根，并虬结出种种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和行政关系。因此，以“仿行宪政”来重建居内驭外之势的那些变法一旦推行，则一定会触痛这些关系，并使疆吏与朝廷中筹划的人们不能不龈龈相争。

虽说那个时候的政争旨在以各自的道理守护各自的权利，但舆论的同情显然在“争之而不能胜”的疆吏一面，而籍集权之说重造居内驭外之势的“才敏气盛急于立功名之人”则不为多数所喜欢。这种由新政而起的裂痕一定会在新政的更张中扩大，并促成疆吏对朝廷的日益疏离。枢臣和疆吏同在新政局中，但两者都喜欢用自己那一面的道理诠释新政。于是，他们分解了新政，新政也分解他们。在因果循环之间，历史传统留给地方和朝廷维系彼己的同一性，遂被变革的更张一节一节地磨断了。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权力在内战中脱出了旧榫，久蛰的绅士遂纷纷被时势召出来，在襄办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各露头角。后来的五十年里，通过科试、捐纳、保举得功名而又游离在仕途之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近代化运动的过程中由农村流向城市，更多的人则留在籍贯所在的地方，以其个体的知识、才干、名望、影响兴作于官府与民众之间，成为一种牵动上下的社会群体。在二百年久抑之后，绅权是被地方官扶持起来的。

因此，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绅界中人大半都不会有与地方官相颉颃的充足意识。然而官府的权力来自国家，绅界的利益则在地方。 其间常常会有矛盾。绅权扩张的过程，同时也在促使这种矛盾一路膨胀。

以二千年历史为背景，此时腾起的绅权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东西。但自宪政之说倡行，从东西洋趸来的许多学说都在为绅界重造出别开生面的境界。1907年江苏巡抚陈夔龙说：“近年预备立宪之举，颇为海内欢迎，而欢迎之故，无非歆动于地方自治一言”（《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上册P178）。

地方自治之所以“歆动”人心，正在它所阐发的旨义能够被正在膨胀的绅权所借用，为古老的东西移接一副眩人眼目的新头脸。于是，本来傍贴于官场的绅权便因新政的展布而得以自立门户，在谘议局、城乡议事会和其他种种地方自治机构中得到了舒展手足的机会，并急迫地期待着在国会中更上一层楼。这种变化为绅界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

所以，一时声光炎炎的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谭延恺、汤化龙、蒲殿俊等等，都官格齐备而不愿入仕途，宁愿以绅界领袖的面目造时势。而后，得新学之助的绅权便挟一派咄咄逼人的 盛气，与官界权利步步对抗，节节冲突。这些争执当然都有是非之分，但是非的源头和归宿大半都在地方利益。可见新学提供的题目所扯动的常常还是中国社会固有的那些物事。

在上个世纪的内战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下移，有过一个疆吏向朝廷争利权的时代。等到二十世纪初年“仿行宪政”，则是绅界坐大，他们既 向疆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这种演变曾寄托了中国人进化的期望，而在当日却直捷地促成了上流社会的紧张和分裂，仿行宪政的局面便常常使人想到历史上的乱世。绅权是一种两头有刃的东西。它们在新学引发的社会变动中动辄代表地方利益以制官家权力，显示了前所未有的锋利。

然而绅权的过度扩张又未必总是地方之福。从谘议局往下看，非常容易见到这个过程搅出来的种种腥秽。有个言官奏论地方自治，鄙夷地说：“臣闻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督抚委其责于州县，州县委其责于乡绅。乡绅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劣监刁生，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 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或巧立明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交结地方官长，籍端谋利，朋比为奸”（《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下册P757）。由此显露的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锋利，而被割的则是绅界所代表的地方民众。显然，与绅权相表里的地方自治，当时给多数人带来的大半都是怨恨。

为立宪植根本的东西自东西洋传入中国后，则变成了劣绅施用“旧技”的场所。旧染中习见的操切、铺张、欺人、肥己本在传统道德的抨击拘束之中，得此一番错动，却成了被解放出来的东西，可以赤裸裸地放手横行于人世而无须惭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