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与生俱来的江湖兄弟。我像一个乡下来的孩子，怯生生地穿行于京广线两头的新闻编辑部，是新知、故旧和乡贤驱散了我的孤独和怯意。
2000年春节刚过没几天，我拖着一个行李箱，裹挟在潮水般涌动的民工中，挤上北上的火车，孤独地离开合肥。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经由两个寒风中裹紧棉被的保安的指点，我终于摸进了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中国新闻社那栋陈旧的大楼，在一片狭小的办公区域，莫名其妙地开始了新闻江湖的又一段旅程。
安徽的新闻江湖已成快乐的记忆，消失在并不如烟的往事中，眼前是一个看不见底看不到头的新的江湖。
江湖是需要兄弟的。
没有兄弟的江湖，孤独、冷清，且让人胆怯。不同于那些出身于北大、人大、复旦的新闻人，我在京城没有自己的同学，换言之，我没有与生俱来的江湖兄弟。我像一个乡下来的孩子，怯生生地，懵懵懂懂地穿行于《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部，是新知、故旧和乡贤驱散了我的孤独和怯意。
新知
刘丰和任雪松是我在京城最早的两位新知。
当时，刘丰是《中国新闻周刊》的新闻部主任，年届而立，案头放着儿子的照片，笑哈哈地说“三十儿立”。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和他的系友们表现出的整体特征一样，刘丰特别善于做新闻。
任雪松和我是同龄人，性情温和，乐于助人，在那个不喜欢做公务员的年代，他辞别北京市某机关，辗转跑到《中国新闻周刊》做了编辑。
我赶到《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部的那天下午，办公室就刘丰和任雪松俩。晚上，编辑任雪松带我回他的出租屋，吃了顿河北人过年的饭菜。
第二天早晨，上班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因为价格，我和任雪松差点和司机打了一架。可能是因为那时的北京还没开奥运会，司机们还不会唱“北京欢迎你”，脾气很大。
随后的日子里，刘丰在中新社的小屋，任雪松在民族大学附近的出租屋，成了我混迹京都最初的庇护所。
好玩的是，生于辽宁的刘丰是满族人，生于河北的任雪松是蒙古族人。我没有想到，我在北京最早的两个朋友，竟然是少数民族人士。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部当时没有多少人，骨干中，四个人大的，一个复旦的，一个武大的，一个川大的，他们多数人学新闻，少数人学中文，这集中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央新闻单位和教育部直属高校之间的分配接受关系。我们还可以看出人大新闻系毕业生在当时北京新闻单位中的领袖地位。
他们是根正苗红的“正规军”，此外还有自由征募的“志愿军”，一个北京医科大学的医生，一个合肥工业大学的建筑师，一个江西师范大学的语文老师，看看他们毕业的院校、所学专业，就可以窥见彼时新闻江湖的端倪，发现某些市场化新闻改革的细枝末节。拜市场化改革之赐，热衷于新闻的非新闻专业人才，仰仗独自修炼的新闻禀赋，也和人大新闻系的高材生们一起，做起了“做中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的梦。
那时候，新闻单位普遍存在“正规军”和“志愿军”的差别: 干的是同样的活，在帮派内部的升迁机会、工资待遇等，却不完全相同。即使是市场化改革较为先进的《南方周末》，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到报社的正规军和从江湖上征募的志愿军，虽然实现了同工同酬，但晋升机会也并不均等。
十年后的今天，《南方日报》集团那栋大楼里的新人，都将档案放在了人才交流中心，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大体实现。怎么说，这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吧。
任雪松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本来可以进入“正规军”序列，可他毕业分配的时候，没有直接进新闻机构，而是去北京公职机构弄了一个公务员的指标，留在北京，而后回归本专业。
我在京城的新知中，好几位是“逃出”行政机关投奔“新闻延安”的“志愿军”。拙诚的《商务周刊》主编高昱前脚跨进某中央级机关，弄了个留京指标，后脚就溜了出来；谦谦的《外滩画报》原主编陈涛，在国务院某部委晃悠了好几年，还是顺着七年哲学教育的余脉，杀进了《南方周末》。
这些，在人民大众高呼“生子当作公务员”的今天，简直就是逆潮流而动的犯傻，可是，此类事件当年为什么会频频发生呢？我没有做过详尽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很难说得清楚，通过我和他们偶然的交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
其一，天生就不喜欢做公务员，厌倦公务员的生活方式。其二，新闻记者的待遇优越于公职机关。2000年前后，一个年轻人走进《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媒体，与他们走进国家机关的收入差别，多则七八倍，少则三四倍。其三，生来就有“闻青”的气质指向，对新闻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喜爱。
故旧
不到半年，我慢慢熟悉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环境。
有一天，我在编辑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在我的江湖生活中相当于茅十八之于韦小宝的方三文，以南方周末式的热忱约我晚上小聚。
福建青年方三文现在是网易的总编辑，那时候则是《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副站长，是《南方周末》从北大应届毕业生中招录的正规军。
当时，我与方三文的交道其实很少。之前的1999年的夏天，曾经是福建高考文科第二名的方三文，去合肥出差，看到我写的某个新闻素材，邀请我吃饭喝酒说黄段子。那时候，我是《南方周末》的粉丝，以受宠若惊的心态，靠近了代表先进文化的方代表。
几天之后，我们又在合肥，和一个共同的朋友，一位可以写入侠客传的新闻界的奇人，喝了回咖啡。世事如棋，步步难料，当年那位搞得江湖上风生水起浊浪滔天的朋友，如今已锒铛入狱，徒留一声叹息。
当晚，方三文打了一辆出租车，停靠在中国新闻社楼下。我顿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世界真他妈的小啊！”
我对这句话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十年的江湖生涯中，我时常有此感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有意思。以我个人的眼光看，方三文待人固然热忱，骨子里却没有江湖习气。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同志，竟然无意之间将我领入一个深远的江湖。
我与《南方周末》的亲密接触是从方三文开始的。虽然我未能在方三文的引荐下成为南方周末人，却和南方周末人有了很长时间的交往，并在交往中深受《南方周末》新闻观的影响。我的第一本书《向上的痛: 2000年以来中国转型之痛》，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南方周末式的作品。
我的江湖行走方式，也受到了方三文或深或浅的影响。那时，我们都是快乐的单身汉，无牵无挂，白天采访写作，晚上去三里屯泡吧，或者在《中国青年报》后面的那条簋街，邀一群新闻界的男男女女，呼天喊地，胡吃海喝，吹牛神侃。
最初侃的是新闻业务，老说新闻怎么写，采访怎样突破。后来有一天，突然大家厌倦了似的，说，算了，别无聊了，不准再谈业务，要谈就谈风月吧。业务虽然不谈了，新闻江湖的传闻还是一长串，毕竟干这行的，谈风月，还是离不了新闻江湖。
这些对我而言，不仅有趣，而且重要。我是安徽乡下的新闻民工，纸面上习得的新闻，就像新闻史一样正襟危坐，且经不住历史的考验。神侃海聊，于我大有裨益，一方面，它让我理解了当时最好的、新兴的新闻操作，另一方面，它助我完成了对京城、对大报大刊的“去魅化”。
方三文还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帮我扩大了江湖圈子。今日与我往来甚密的新闻界的朋友，很多是在三里屯喝着方三文买来的酒，慢慢认识的。我与高昱夫妇、与陈涛，都是在三里屯的酒吧见的第一面。
京城之外，新华社浙江分社的张奇志，也是方三文介绍认识的。那时候，大家采访喜欢结伴而行，一同去杭州采访的时候，我认识了张奇志。倘无意外，张奇志应该是我终生不弃的朋友。
认识张奇志对我很重要。我对浙江的认知和写作，一半归功于他。没有他，我的《浙江发生了什么: 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可能就不会写成。
比写作更重要的是，张奇志对新闻、对生活的态度，犹如一面镜子，时时提醒着我、纠正着我。他所设定的标准，虽然我不可能做到，却可以在对照的过程中，自警自省，及时回头，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滑得太远。
方三文对我的影响，还在于拜码头的行走方式。他喜欢走到哪里，拜访到哪里，与当地新闻界的人交往。我不但跟着他认识了一些人，还青出于蓝胜于蓝地学会了这种行走江湖的方式。
2004年，我去兰州开会，下午就要乘飞机离开，上午抽空给《读者》杂志社打了个电话，说了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叫什么名字，我要拜访一下贵刊。《读者》杂志社的头儿，很客气地接待了我。
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头儿问我，你既没有事先联络，也没有官方手续，何以会想到单枪匹马地拜码头？
他说，他们接待过很多来访的同行，像我这样上门的，还不多见。
我自己却丝毫不觉得奇怪。从2000年开始，我就习惯了每到一个城市，就通过各种非常规途径，拜访当地的新闻人。
乡贤
到北京谋生之后，我给《中国青年报》的张坤打了一个电话。
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张坤，是《安徽日报》大院中走出的乡贤。乡贤，这个陈旧得有点封建的词，在我心中，接近于一个贬义词。张坤虽然改变了我对这个词的看法，但我仍然不太喜欢这个词，因为它多少有些迂阔。之所以坚持用了这个词，是因为我的新闻生涯中，乡贤委实具有莫大的榜样价值，让我见贤思齐，我的写书、读博士，都与他的影响分不开。
曾经做过安徽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张坤，有过那个年代的优秀青年才有的经历，在安徽农村当区长助理，在《安徽日报》印刷厂上夜班，等等，走的是一个党报系统优秀青年的正统路。
或许是新闻理想的激荡，20世纪90年代，张坤离开《安徽日报》，去了《中国青年报》安徽记者站。2000年之前，《中国青年报》至少影响了生于1960和1970两个年代的新闻人，大学时代，《中国青年报》在我的剪报中占据了无与伦比的篇幅。记得方三文曾经说过，他曾写了一篇什么文章，准备投递给《中国青年报》，在通往编辑部的路上，他踯躅紧张了很久。
我在《合肥晚报》的时候，张坤在《合肥晚报》开了个专栏，名字叫“在路上”，写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行走，极大地刺激了我对行走、对行吟诗人的向往。
2000年，我去《中国新闻周刊》的时候，张坤刚刚从合肥卷铺盖到了《中国青年报》，做要闻部主任。原本没有同乡概念的我，出于对张坤的专栏文字、对《中国青年报》的敬仰，以及对京城大而无当的不可知，根据前辈们的引荐，去东四十条那个新闻人眼中专属于《中国青年报》的胡同里，找到了他。
如今信奉结缘不攀缘的我，当时并不认识他。更没预料到，我的岳父母和他的父母，竟然共同居住于安徽某一个院子的某一栋楼上。
攀缘能结善缘的事例，对我而言，仅限于此。当时，他妻儿老小都在合肥，一个人蜗居在一间狭小的单身宿舍里，除了无休无止的夜班，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见到我，长兄似的，很热情。
后来，我经常深更半夜跑到他的那间小屋。我迄今未能想明白，那时的我对新闻的热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两个人，彻夜彻夜地谈业务。
那时候的张坤，真的是勤奋，写过一本又一本的书，我心中萌生了像他那样写本书的冲动。某个半夜三更，我们谋划一本写新闻的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名字都取好了，末了，不知为什么泡汤了。
这本书虽然泡汤了，我想写一本书的冲动，从此未曾放下。2004年，我写第三本书的时候，张坤还给我写了一则书评。
他给我写书评的时候，我已在苏州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了。我能去法学院读博士，百分之百是受到了张坤的启发。他在山东大学读宗教学博士，主攻道教的日子里，时常跟我分享他的学习心得。
念头起于张坤，付诸行动，却得益于另一位乡贤查庆九。但我认识查庆九，却非因为张坤，而是法制日报社的王桂元先生，我在中央新闻媒体中见过的最质朴的人。
2001年底，王桂元将我领进门口站有武警的法制日报社大楼。《法制日报》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旗下有一拨报纸和杂志。作为《法制与新闻》的副总编，王桂元领着我去见总编辑张新庆先生，他们希望我为他们的杂志写稿子，我与《法制日报》的交道便由此开始。
后来，仰赖张新庆先生的举荐，我担任了《法制日报》旗下另一份杂志的主编，因为个人的原因，半途撂了挑子。迄今想来，仍然觉得有愧于张新庆先生，这使我一直不敢与他谋面。
在此过程中，王桂元介绍我认识了时任法制日报社副总编的查庆九。他像大哥似的跟我说，你们是老乡，应该认识一下。
查庆九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一口气读完本科和硕士之后，去《法制日报》做记者，而后当上了评论部主任。
查庆九是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著名法学家罗豪才先生的博士生。当我告诉他，我想报考法学博士时，他建议我读宪法与行政法学，认为该门学科对新闻记者的成长助益良多。考虑我定居南京的现实，他建议我去考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杨海坤教授的博士。
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高人指路。一年过后，我如愿以偿地投入杨教授门下，成了一名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并在致力于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博士论文中，竭尽所能地论述了新闻自由这一宪法学概念。
遗憾的是，数年过后，拿到博士学位又获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我，兴趣已不在新闻。
乡贤中，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和凤凰网总编辑吴真，都对我产生过一言难尽的正面影响。我们仨本科阶段师承一脉，吴真还是我本科论文的答辩老师。他们在凤凰卫视中文台这个平台上，给了我两次试水电视政论片的机会，让我这个电视的门外汉，差一点摸到了电视的门槛。
不单单业务，刘春很早就传授给我的“二八工作方式”和“洒脱生活方式”，还提高了我的效率和快乐指数。有一回，吴真跟我感慨，他从刘春身上看到太多值得学习的优点，可是，年过三十，心态的建设大体完工，习惯的力量很难撼动，明知那些优点妙不可言，却只能远远地欣赏而不能效仿了。
我同样感慨，我从吴真身上看到的种种优点，譬如拙诚，我同样只能欣赏而不能效仿了。因为，我也年过三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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