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理的政治才能让刁民走向公民
笑蜀

昨天,温家宝总理带着一批部委负责人走进国家信访局,走进访民中间。新华社报道说,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与赴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

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公开示范,政府当如何听取人民的批评和诉求,如何跟人民讲道理。或者毋宁说,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公开示范讲道理的政治。

访民,尤其是赴京上访的访民,在某些执政者眼里,就是刁民。刁民就是麻烦制造者,对麻烦制造者没道理可讲。暴力截访,“安元鼎”,被精神病,被劳教,这一切在某些执政者那里就都顺利成章。威慑,稳控,打击,甚至不限于访民,而是以此对付所有自己看不顺眼的批评者,就成了某些执政者的执政习惯,始有“跨省追捕”之频发,始有重庆某官员的狂言: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换句话说,他们手中必须要有他们可以自由裁量的刀把子。没有那样的刀把子,他们就不能让人畏惧,就没有权威,就不可能进行有效治理,更谈不上发展。

让人民批评政府、自由地表达诉求,这实质上是说,让人民可以跟政府讲道理,这是制约权力,造就一个现代政府,造就一个文明的政治的基本前提。但是不能不承认,人民批评政府和表达诉求的风险还比较高,即人民跟政府讲道理的风险还比较高。如何让人民在免于恐惧的条件下,自由地批评政府,自由地表达诉求,即自由地跟政府讲道理,是中国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任务。

这一点,温家宝总理昨天在国家信访局的示范可以说是最好示范。面对访民的批评和诉求,他表现得从容淡定。政府最高领导人都可以跟来自最基层最底层的民众这样对话,这样讲道理,还有哪一级政府,还有那个官员,有资格拒绝跟民众对话,拒绝跟民众讲道理呢?讲道理应该成为执政者的主流理念,讲道理的政治应该成为中国的主流政治,这可以说是温家宝总理会见访民给人的一个重要启示。

政府要讲道理,要靠道理来治理社会,而不是完全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这应该是一个普世的准则。这一点,半个多世纪之前董必武先生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用他的话说: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政府要得到信任,就要讲道理,就要公正而无所偏私。这样累积起来的信用,才应该是政府最大的本钱,没这个最大的本钱,其他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虚妄的,都是靠不住的,就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

这就是说,对政府施政,凡事都要问个是非对错,是民众的天赋权利。政府对此不是容不容忍的问题,大不大度的问题,而是必须报以最大敬畏。现代政治条件下,民即天,民意即天意。蔑视民意、违背民意即为欺天,即为悖逆,即为最大的不道德和最大的不合法。这应该成为所有官员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温家宝总理此次会见访民,一定程度上即是用身体力行来普及这个常识。

但是,仅有常识仍不够。政府对民众批评权的敬畏,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尊重,政府跟民众讲道理的自觉,更要靠切实的施政程序尤其是法律程序来保障。民意即天意,但这种天意不能是抽象的含混的,而应该是实证的,具体的,可量度可核对的。而这一点并不复杂,现代政治技术早已经解决了这问题。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身段虚心学,就好办。有这么一套严格的程序来确保民意的畅通表达和精确统计,那些访民完全可以不做访民,在家一通电话,人大代表就要赶紧登门聆听,媒体记者也可以自由报道,再不行,还可以诉诸独立而公正的法庭。民意这样自然地流淌,并水到渠成地推动公共政策影响国计民生,政治就不难清明,又何待总理到国家信访局找赴京访民听取民意和民怨?

最重要的是,有了这种讲道理的政治,极有利于培养公民理性。而百年以来,中国从不缺政治激情,但一直匮乏公民理性。没有公民理性驾驭的政治激情是一种可怕的激情,往往带来灾难,这已为历史反复印证。而当下所谓刁民,则恰恰是最具公民潜质的一批人,于我们国家恰恰可能是宝贝,因为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最强,跟政府讲道理的意识最强。用严格的程序来确保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权利,满足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需求,让他们通过切身体验确信,跟政府讲道理是没风险的,可行的,有用的和有尊严的,他们就会对政府刮目相看,就会反过来也尊重政府,跟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从刁民成长为真正的公民。

否则,就会助长他们的绝望,刺激他们的愤激,所谓刁民就转而成了暴民。这即是说,所谓刁民实际上是在十字路口,可以走向真正的公民,也可以随时走向暴民。到底何等走向,惟取决于能否以讲道理的政治来引导之。温家宝总理已做出示范,当下最紧要的则是,如何把这示范升级为可不断复制和自动运行的严格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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