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也没有想到，2月2日会得到这样一个电话，她问“你是不是杨然”，我当然是杨然，“我是廖亦武的妹妹”，哦呀，廖小飞。“我是从邛崃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你电话的，听说你当官了？”“当啥子官哟。人大班子里要有一个无党派位子，就把我选上了。”她说“我哥哥廖亦武说你是不是把他搞忘了，这么多年没有你的音讯了。他想到你那里来玩。”这真是“猪八戒吃西瓜，倒打一钉耙”，明明是他廖亦武久无音讯，却反而怪罪起我来，“我仍在冉义，是他许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的电话我一直在找，找都找不到。告诉他，他再不到冉义来，我就要抖他了。”抖，成都土话，挨揍的意思。这当然是威胁，“来吧，来吃年饭。这里有腊肉。”之后，编了个短信发给她：“已有七八年没有见过廖君了。去年我在芙蓉锦江诗刊选发了他一组古拉格情歌。有三首写廖亦武的诗先后发表。他再不到冉义来，我要抖他了。请你一同来乡坝田作客。杨然和培培恭候。”三首写廖亦武的诗，指《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梦见廖亦武形消于黑街》《梦见北上》，分别发表于《拉萨河》《大型诗丛》和《芙蓉锦江》。上一次跟廖亦武有联系，是2002年8月底的事了。当时杨灿考上了大学，廖亦武和蒋骥来到冉义，给杨灿送来了一个大书包。自那以后，我和他再没了联系，一晃，就七八年了。这回终于跟他有了沟通渠道，好。
6日在桂花苑参加一个迎春活动，下午得一电话：“杨天福，我是廖亦武”，妈哟，鬼子的声音虽然有些破哑，但听得出来是他的，或者是信号弱的缘故，音量也不足，但还听得清通话的内容。我把上次跟廖小飞讲的那一通话咿哩哇啦又讲了一通，“请来冉义作客”也从他鼻孔里挤出了一个带嗡嗡声的“嗯”字。好。
8日春天暖意更浓。我将里层的保暖内衣减去，换成单薄的内衫，很合适。上楼打开办公室，阳台下面对着的海棠、杏花和腊梅三棵花树都已开花。从窗口望去，田野上的油菜花也已黄黄染染开出了好一大片。校园宁静，仅有高小清几家人，大白天多已外出。我喜欢校园的这种安闲，可以自由自在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容不迫，天人合一。用舒雨湖在短信中提供的方法，终于打开了《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这论坛，已有多日无法登陆。重庆子衣、野松、凸凹等诗人都有反应，我也忧虑了许多天。今天终于云开日出，好。培培接到杨灿电话，我们告诉她，希望她就把研究生读完，回国找个工作，早点安家。在读博士方面，女生不具备男生的年龄优势。我们也不希望她将来要学好多文化，要挣好多钱，如此这般，实话实说。杨灿知道了我们的想法，挂了电话。不时，得廖亦武短信：“我们中午到。”这家伙，说来就来，事先也不打个招呼，竟使我们手忙脚乱起来。
首先是打扫一下院子。这院子，门前的天竺葵每天肯定都是要落点树叶的，平时我们都任其自然。今天有客来，打扫干净。抬出茶几，安放凳子。之后，培培上街打点菜物。我去采购了小蕃茄、柿饼、小柑子、桂圆等果品。阳光照射下来，院子里暖洋洋的。午时，院外传来一声“杨天福”，我正在院子里喝茶抽烟，于是立刻出现在院门口，“我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仍然是那个俄国二月革命党人的亮晃晃的光头，背个挎包，身后出现了一胖子，戴着眼镜，一女子，也戴着眼镜，一小儿，也有点胖乎乎的。“李亚东”，哦啊，“你来过冉义啊，怎么发胖了？”他是在2000年跟廖亦武来过冉义的。那年，我写了篇《地下诗歌的野生味与“犯人的祖国”》评说廖亦武的《古拉格情歌》，哪知他虾子收到文字后竟然连哼也没哼一声。半年后，我打电话去把他臭骂了一通，这家伙便与李亚东几人于当于下午开车来冉义晃了一头，在羊安路边把酒喝得呼儿嗨哟，乘夜色归去。“小金，金芹。”小女子身体单薄，一副文弱样，正是廖亦武电话中“我老婆”所指那位。小男孩是李亚东的儿子，样子有点不高兴，因为这里没有他感兴趣的场所。
入座，泡茶。小男孩问“这里有没有运动器材”，意思是想活动活动。“啊，放假了，都关起来了。”没他玩的。他只得坐在那里陪我们聊天。小金要抽烟，送了一条中华给她。廖亦武递上一盘《不死的流亡者.老威作品》碟子，一本《中国冤案录》，作为我们这次的见面礼。我提出一袋早已装好的《杨然诗集》2部、《诗缘》第1集、《千年之后》和《芙蓉锦江》第8期送给廖亦武，并送了同样的礼品给李亚东。聊天就从诗集上的那首《梦见廖亦武形消于黑街》开始。小金说，她已经从网上读到过这首诗。“是梦醒后作的诗吧？”是梦醒后作的诗。那次梦见了廖亦武，对他的久无消息恨之入骨。“活着，城市的喧嚣更像空空行尸”，小金对这句诗很有感触。更早的诗作是《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是廖亦武1994年春天来斜江村后写下的“印象记”。最近的一首是《梦见北上》，“梦见北上/全是我经常在梦中出现的地方/那里有成片的温泉/传说是诗人廖亦武他们的诗歌圣地/我每次途经那里/总想起他们”。《杨然诗集》第二部封二上第一张照片，标题为“廖亦武、杨然、宋玉在成都”，其实照片上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家伙，“这就是我嘛”，李亚东愤愤地说。但那模样早已今非昔比。因为那照片上的眼镜很是文质彬彬的，哪像现在，胖了许多。他的儿子看了看，“还是有点我爸爸的味道。”问他为什么，“因为我家里有他那样子的照片。”原来如此。
顾城成为我们话题的一个重点。在我们看来，顾城的诗永远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个另类。他跟其他诗人不同，他的诗是直接从天地间获得的自我顿悟的语言产物。五岁的他，孤独一人在空无人烟的盐碱地上放猪，靠着一本新华字典识字，在沙地上写下一些自言自语的句子。写下，又抹去。抹去，又写。后来随父母回到北京，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上面也有那些断断续续的句子，便把自己的句子抄出来，拿到一家区文化馆的一个名叫《蒲公英》的小报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他童年时代的诗并没有从传统的诗歌和现代的诗歌中汲取过什么营养，完全是无中生有自我对话产生的作品，写出著名的诗篇《生命幻想曲》时还不到10岁。廖说：“顾城最理想的居住地就是到一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他后来到了激流岛，那里正是那样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交流。那里只有土著人居住。”顾城的死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在我们看来，他的死带有一种宿命色彩。当谢烨这个支撑顾城生存的大树行将远行时，顾城感到了世界末日的到来。他把生命留给了幻想，也留给了爱情，同时也留给了诗歌。他幻想的童话世界在这个星球上找不到立足之地，从伦理上讲，他的生存要求跟这个制度化和格式化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肯定是孤独的，也肯定是纯粹的，同时也是悲剧的。除非回归人间烟火，否则就只有幻灭。
谈到诗集，在我们看来，“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高消费行为。”诗歌不再是从前那种可以引起社会轰动的位居上层建筑的社会代言者，它已经回到正常的社会边缘地带，成为带有沙龙性质的“圈子内的鉴赏物”。因此诗集的印刷数是很少的。廖亦武的法语版《古拉格情歌》在巴黎先后印刷了三版，印数达到了两千册，在那里，已经是个很可观的数目了。在当今欧美，诗集一般印数在五百到一千册之间。“杨然的诗集？”“我的诗集也是这个数目，主要用来送人。”因此诗集几乎是不可能赚钱的，“运气好的话，最多只能抹本”，靠写诗维持生活只能“饿死诗人”。“在这个世界，诗人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饭碗，写诗成为一种爱好，一种更多精神意义上的生活。因此，没必要把写诗看得何其伟大，在‘爱好’的层面上讲，写诗跟养鸟、钓鱼、种花、溜狗等等在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安慰上，本质上应该是殊途同归的。从‘精神’的角度看，写诗的意义应该更接近与宗教。”
廖亦武问培培：“你是不是干过许多活路？”当然干过许多活路，为了生存，培培代过课、卖过馍馍、酱油、书刊、衣服、鞋子、喂过鸡和兔子等等，“女儿长大了，我的工资可以供两口子过日子了，所以培培于去年辞去了在幼儿园的活路。平时我们就生活在冉义，这样简单一些，也安静。”廖亦武也是个贪图清静的人，最近从喧闹的成都搬到了附近一个区县，“我是靠挣美国的钱养活自己的”，他说，美国作家哈金在纽约是他的经纪人，“一直靠写作为生。”自六四风波之后，他再没有在大陆有任何收入，成为一个完全纯粹的自由撰稿人。这是个很独特的现象，像巴金一样，主要靠小说和纪实文学维持生存。“如果靠写诗养活自己，我们早已饿死了。”诗歌在这个社会成为一种个人行为，出版诗集简直就是这种个人行为的一种奢侈，它更大的乐趣在于精神上的喜悦。
廖亦武给我们带来了诗人黄翔在海外成名的有趣故事。“这是一个被上帝眷顾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当今世界真是少之又少，几近为零。因此黄翔在海外成名带有非常浓厚的传奇色彩。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诗界狂人，先后六次入狱，坐牢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有20年之多。目前他的书法在美国很有市场，“已经在纽约买了房子了。”诗歌给他带来了名誉，书法给他带来了收入，作为一个诗人，能在美国如此立足，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在“收获”和“拥有”的意义上讲，他超过了目前在海外的任何一个“今天派诗人”或“朦胧诗人”。
“在欧洲，举办国际诗歌节是常有的事。”廖讲道，“一些世袭贵族或贵妇人等，常在自己的城堡邀请一些诗人参加聚会。”被邀请的中国诗人主要由主办人或其朋友确定，张三李四二王麻子，邀请谁就是谁。诗人在台上朗诵，客人在席间饮酒，屏幕上映着诗人的激情，更先进的还会放映出朗诵的文字，这样自由自在，随随便便，一场国际诗歌节就算举办了。“本月在翟永明的白夜石光华有一场诗歌朗诵会，前不久我参加了王敏的。”我讲道。“但不知道石光华诗歌朗诵会的具体时间。据王敏讲，下个月‘罗江诗歌节’，他们已给我发了邀请函，但我还没收到。”讲到成都诗歌活动和《芙蓉锦江》，我的态度是，一切顺其自然，它们最具生命的地方在于民间。《芙蓉锦江》作为诗歌民刊，办到哪里算哪里，我并不追求什么成绩或伟大。至于《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靠了几个真心实意的朋友支撑，有条件搞活动就搞活动，没有活动平时就交流交流，绝不追求什么排名或热热闹闹。
在《芙蓉锦江》上，廖亦武看到了那张有翟永明、李亚伟、何小竹、石光华等诗人合影的建川笔会照片，“哦，那上面好多诗人，我已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李亚东从《诗缘》上翻出“廖亦武叫廖德贵，杨远宏叫杨留根，石光华叫石幺伯”的陈年老句来，误以为廖德贵是廖的真名，“不是的，那是当年大家取的农民名字”。“我的杨天福可是真货哟”，我声明道。“杨远宏幸亏靠了余鲲及时送来的药物，要不然可能拜拜了。”廖说，“他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好消息。“那个在木瓢上画脸谱的诗人，他现在如何？”廖问。“哦，你是的说陈瑞生，他现在是邛崃报的副总编，平时工作忙得很。我们偶尔才有见面。”
午餐在早春阳光下进行。腊肉、香肠、炒嫩豌豆、炒蒜苔、冲菜、白菜汤，都是培培上厨的产物。一瓶70度的母液酒，成为廖亦武喜欢的手中物。几口喝光，逼着我从书柜里取出另外一瓶收藏物。“确实好喝。”那还用说。餐后，逛冉中校园。见到铁锈斑斑的红豆杉，“这是棵奇树。”于是上楼取出几颗红豆，送给客人。“据说川西平原仅的两棵这种可以结果的红豆，它的红豆如此漂亮，大颗，市面上像绿豆一样小的红豆跟它无法相比。”
由于他们“晚上六点在成都还有饭局”，所以玩至下午四点钟，就出发离去了。各送两盒茶叶给他们。“邛崃还产茶？”“邛崃是万担茶乡。”嘻嘻。李亚东驾车。路过冉义老街时，在路边打了30斤高粱酒送给他们。小金对品酒有一套，尝了尝，“是粮食酒。”“真是满载而归”，李亚东说道。呵呵。
再见。好，再见。到成都来玩。好，到成都来玩。开春时再来冉义。好，开春时再来冉义。再见。小车望成雅高速方向而去。
杨然2010-02-09记于斜江村
1999年圣诞夜,廖亦武,宋玉,杨然,李亚东在成都
11年后,李亚东及子、金芹、廖亦武、杨然在冉中内教院
15年前,廖亦武,杨然在斜江河的情景
15年后,廖亦武重访斜江村,他正在品尝小瓶装的70度母液酒,而杨然正在为他打开大瓶装的同一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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