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及中国改革理事会、《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中国改革年鉴》举办2009年“中国改革论坛暨年度评选活动”。活动于09年7月中旬启动,旨在以30年改革传播资源为基础,宣传改革者事迹,弘扬改革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下为张维迎发言。
张维迎:未来30年主要是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论述一下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同志发展改革开始,我们不断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步伐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说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国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认为民族就可以解救所有想解救的问题,效率公平,这是不对的。能用市场解决的地方一定不要用民族。打一个比喻,好比说我们在座的100多人、200人,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是自己拿钞票爱去哪个餐馆就去哪个餐馆。民主是大家要先投票,走程序看大多数都喜欢吃什么。所以说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会带来一部分人权力的剥夺和效率的损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化就变得非常地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就憧憬政治民主化,本来应该由个人决策来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都堆到政府身上,我们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如何以民主化的方式改进政府的效率。历史看来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还要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包括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民主化前面的地区,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如果这个国家政府占领的资源太多,民主化连腐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印度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它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让政府控制了很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
第二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基本的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是靠中产阶级。整个人类在过去200年的发展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的化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我们讲到民主就会使得个人行使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后果会影响好多人。当我们投票或者是选举某一个领导人,投票法律不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好多人。
这种情况下,比较穷的人是没有责任心的,当他投票的时候很容易被贿选,很容易被人操作。富人也不受操纵,他可以宣传雇佣黑社会来解决问题。所以他对社会也不会是负责任的群体。中产阶级足够富有,使得他一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两个极端中间的中产阶级是公民责任、公民意识最强的社会阶层。如果整个国家这个阶层不够大的话,民主化就可能变成暴力政治,被少数人操纵。只有中产阶级足够大的话,才能主导民主化,变成公平公正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英国的民主化开展得很早,但一定是渐进的过程。英国最初在选举的时候是有土地的,没有一定的土地人是不能投票的。妇女也是不能投票的。现在搞民主化这些东西都是不实用的,我们要思考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现在我们搞民主化或者是有一个合理的选举,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我们只有18岁以上的人才能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当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表现为责任心,能为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能承担责任这时候投票才是合适的。否则这个社会就可能出问题。
刚才讲到印度的民主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有大量的赤贫阶级,印度中产阶级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民主化的过程就变成了被少数人挟持,操纵大众的过程。我1990年在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画了一张图我,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参加这个会议有各国的记者、政治家和学者。大家都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的苏联刚崩溃,叶利钦刚刚上台,东欧都出问题了。所以中国的改革非常不被大家看好,而且西方认为我们失败了。我当时就说不对劲,我跟会议的主持人提出说我要进行讨论。当时有一个加拿大的记者,他说,你今天讲的我都记下来了,20年之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我要专门地写一篇文章。我今天回想正好是20年了,所以我今年还要找一下他,跟他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个图是画的太极图,我讲的不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是说前30面是一个大的面积,后面变成了一个尾巴。那么那30年是整个的60年中的比较小的尾巴,后30年就比较大。最后成功的时候就收官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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