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敏：全球化下新加坡PMET的出路
（2011-08-05）
| 早报导读 |
● 刘学敏
近年来，新加坡的PMET（Professionals，Managers，Executives，Technicians——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阶层常常被各种政治讨论所提起。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里头，这群人可以说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分子。他们一般比较保守，担负着企业的中层管理和技术责任，持有自己的房产，已婚，重视孩子的教育，政治上拒绝激烈的改变。
但他们也是社会里头的夹心层，上有老，下有小。很多时候，三代人的经济负担都扛在他们的肩上。新加坡没有福利制度，老人的安养，医疗，孩子的抚养，教育等种种的开销，都必须由这个阶层的人来负担。尤其他们还需有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在这些负担下通常还背负着房贷，车贷和每年的出国旅游，更让他们的负担百上加斤。
所以他们努力工作，兢兢业业，生怕工作上的任何变动，会让他们面对生活水平下降的风险。对老板的各种不管是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要求也只好唯唯诺诺，忍气吞声。加班加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变成了职场上的常态。
对于新加坡的PMET，最常听到的评语就是：他们缺乏冒险精神。前总理李光耀多年前就曾经引述过一个故事，一个香港老板在香港和新加坡各开了一间制衣厂，几年以后，原来的香港厂长离职去创业当老板；新加坡的厂长虽然有好几次创业的机会，却一直甘于做一个受薪的管理层，“打死不走”。
在工作相对稳定的时代，这样的安分守己的心态确实也可以让新加坡的PMET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运气好一点的也许还抓着资产增值的时机，在工余的时候投资股市或者房市，小赚一把。
稳定的事业环境一去不返
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这种安分守己，一心求稳的心态，却极大可能变成了新加坡PMET的问题。全球化的冲击，体现在两方面：产业及区域总部外移；外来人才的涌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制造业一直是新加坡GDP成长的主要动力，也雇用了大量的中层管理，工程师和技师。但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和各种制造行业生态圈的形成，新加坡由于人力和国土资源的限制，渐渐失去作为跨国企业在亚洲制造基地的地位。尤其在电子业，不管是硬盘、电路板、半导体，都不断看到工厂外移而裁员的消息。
新加坡作为跨国企业在亚洲的区域总部的地位，也出现同样的情形。我在上海工作期间，看到各个跨国企业纷纷把亚太区域总部从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迁移到上海。理由无他——中国的市场对亚太区域太关键了。连带的，和市场相关的研发中心，也更多地迁移到了上海。本来在新加坡、香港等地服务于亚太区域的中层管理人员、工程师，也就这样流失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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