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千金难买对不起
（2011-08-07）
| 早报导读 |
● 叶鹏飞
得鱼忘筌
美国的芝加哥合唱团（Chicago）成名曲之一“难以开口说抱歉”（Hard to say I’m sorry），似乎道尽了权力和民众之间亲密又紧张的关系。李显龙总理在大选期间就选民对政府施政的不满公开道歉，被视为是突显当时选情紧绷的重要指标；不少选后分析也认为，那次谦卑的道歉，有力地挽住了60%的全国得票率。
李总理的道歉，似乎也奠定了选后的政治基调，各部部长纷纷放低身段，不是勤用新媒体与大众沟通，就是微服出巡体察民情。国人感受到政府聆听的意愿，也报以泉涌。这从报章言论的热度与内容明显感受得到，在肯定的声音之余，更多出现了真诚的批评与建言，开启了让人鼓舞的下情上达的良性互动。
可惜的是，政治人物对舆论民意转变的敏感触觉，却没有体现在官僚系统身上。这一方面可以从官方机构在报纸的回应，仍然多是答非所问看出，另一方面更能够从官员在一些争议性的公共事件中，依旧表现出一贯的强势态度体现出来。这种部长和官僚之间的反应落差，轻则让国人产生对执政党改革呼声的困惑感，重则可能加深民间人士的政治犬儒心态，进一步质疑政府的改革诚意。
新加坡公务员的能力举世闻名，根据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公司（PERC）2010年的常年调查，新加坡官僚体制在12个亚洲经济体当中，连续第三年排名第一。关于新加坡官僚体系的12页报告指出，体系的日常运行非常顺畅。但是，报告也表示：“在非常时期——或者在发生了突显体系毛病的错误时——官员会倾向于抱团取暖，导致透明度缺乏，并使得责任追究变得困难。”
选前发生的重大公共失误——“逃马”案暴露的多重疏失、包括乌节路在内的多次“50年一遇”的淹水、青奥运开支破预算的两倍——坊间关于责任归属问题的街谈巷议其实并未稍息，只是在选后的新形势下，国人感动于李总理改革的呼吁，对于官僚体系的看法遂直接诉诸报端。连最高法院也严词批评的伊斯米冤案、给派发大耳窿传单的80多名学生上手铐惊动家长集体抗议，乃至于对上门就乘客坐霸王车报案的德士司机表示爱莫能助等“小事”，无不引来读者的议论。
在政治领导人于分水岭选举后，纷纷努力亲民的特殊时刻，官僚的不动如山，自然越来越显得刺眼。类似的反应模式，完全印证了PERC报告所描绘的那样，“透明度缺乏，并使得责任追究变得困难”。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怎么有效率的机构，都无法保证零错误，问题在于错误发生后的态度。其实，国人基本上是宽容的，他们要看到的，无非是为民服务的公共单位，能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及自身工作上的盲点，通过道歉的行为，传达“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诚意。缺乏透明和责任承担的反应，意味着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也很有可能出现重蹈覆辙的情形。这恐怕才是道歉与否的意义所在。
近些年来的不少研究均发现，高薪不但不是生产力的保证，有时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商业周刊》报道称，美国企业总裁与普通员工的平均时薪差距，1980年是42倍，1990年是到85倍，2000年飞跃到531倍。美国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IRRC Institute）去年公布的研究发现，在标准普尔（S&P）500企业当中，有15%支付总裁高薪，但同比却没有为股东带来更好的收益。另一个调查发现，总裁年薪50万美元的企业，比那些支付总裁年薪数百万的企业，还能为股东创造更高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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