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动车事故的制度反思
（2011-08-09）
| 早报导读 |
● 郑永年
浙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中国社会对此的方方面面、不同形式的反应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既令人惊讶，也令人深思。实际上，诸如此类的事故在中国层出不穷，就在动车追尾事故前后，全国各地也发生了诸如公路交通伤亡事故以及泥石流导致生命死亡事故，但都没有像动车追尾事故一样激起社会如此大的反应。全社会范围对动车事故，可以说是处于一种“众怒”状态。
动车追尾事件的政治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引起了全民的关注和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官方对此的反应，央视、政府一些部门内部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因为此次事件涉及到中央、铁道部、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宣传部门，不同部门发出不同的声音很容易让人理解。不过，对如何处理问题的看法及其对处理问题的方式的评介的不同，则让人感觉到体制内部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社会对体制内部矛盾的认知，无疑加剧了社会声音的扩展，因为这使社会感觉到他们的声音是有用的，有可能促使有关部门对现状作出改革。
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民众的愤怒以最快的速度上升，并且是一波接着一波。事故一发生，消息最先出现在网络上，而之后官方渠道的消息发布尽管也紧追，但总是难以跟上网络的速度。官方媒体的被动落后状态，也成了民众不满的另外一个原因。
从反思的角度，人们至少需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总是发生类似的严重事件？第二，民众为什么会如此愤怒？现在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愤怒有余，反思不足。愤怒不可避免，但愤怒不能是为了愤怒而愤怒，而应当是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在愤怒之下，大家都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
技术因素首先提了出来。技术原因很重要。如果从技术的角度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概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每天都有很多事故因为技术原因而发生。而正因为是技术原因，很多事情并没有导致民众的过度愤怒。动车事故导致了那么强烈的民众的愤怒，肯定是超出了技术原因。人们的目光于是就转向了技术背后的中国发展模式，那就是“大跃进”式的铁路发展。“大跃进”式的发展，使得中国的铁路部门的产品“快”而“差”。
不过，如果把中国放在东亚发展模式里面，其实速度并不能说明问题。在中国之前，东亚社会的建设，先是日本，而后是“四小龙”，同样也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奇迹。日本1945年战败，1964年就发展出了高铁，但此后从未发生过像中国那样的事故。其它方面的发展也是如此。既快又好或者既好又快，是很多东亚社会发展的特色和经验。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比不上其它东亚社会。例如，在日本和“四小龙”，这些经济体花了20来年就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中国发展了30多年了，中产阶级还是很小。因此，和“技术论”一样，“速度论”同样看不到事情的本质。
问题出在制度的缺陷
类似动车追尾事件具有更深层次的制度根源，而这一事故能够激发出如此广泛和激烈的社会反应，也主要是因为制度根源。要找到制度根源，才能做制度的改进，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从制度的视角来看，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反思中国的制度缺陷。
首先是发展模式问题。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速度，更多的在于发展模式。在中国领导层面，对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很明了。这些年来，执政高层一直在呼吁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也提出了各方面的建设要从“快而好”转型成为“好而快”。但很显然，这个转型并没有发生。整个铁道行业发展的“快”有目共睹，但好不好，这些年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故很能说明问题。当然，其他行业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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