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1年5月19日

地点: 华盛顿

主持人:

Kenneth Lieberthal(李侃如,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Karen Dynan(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项目联席主任)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

Strobe Talbott(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

Joshua Meltzer(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参与人:

Ted Gayer(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项目联席主任)

Alice Rivlin(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经济研究员)

李拉亚(华侨大学计量经济学教授)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Nicholas Lardy(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潘功胜(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

Eswar Prasad(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Homi Kharas(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领域高级研究员、副主任)

金立群(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

Susan Schwab(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Charles Freeman(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程立新(中兴通讯副总裁、中兴通讯北美分公司CEO)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Douglas Paal(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

Robert D. Hormats(美国副国务卿)

David Lamp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aul H. Nitze国际研究学院George and Sadie Hyman中国研究教授)

在中美两国各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之际,双方在国内经济上面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为应对挑战,两国正积极推进国内经济转型,也在相应调整着各自的国际战略。这些应对措施势必对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任何一国经济转型成功,都将使另一国受益。中美需要知己知彼。

2011年5月19日,财新传媒和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在华盛顿举行财新峰会华盛顿专场——“中国与美国:下一个五年”,把脉中美两国经济,把握未来五年两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实质和方向。

峰会嘉宾的发言既有对现实的精辟分析,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本刊特精选部分内容呈现给读者。

——编者

双边经济关系走向

罗伯特·D·霍尔迈茨(Robert D. Hormats): 展望未来五年美中经济关系,也就是我所负责的领域,存在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会遵循“二战”末期建立的基于规则、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系,还是会反过来尽力扭转这一体系?

中国一方面要顾及各项政策,以解决国内挑战,用统计的方法对经济实施管理,另一方面,中国严重依赖全球体系,总体上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中国正试图在这两者中寻求平衡。

近来,全球金融危机和非西方新兴经济体的异军突起,尤其是中国,使得有些人质疑全球经济体系是否还是真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质疑者通常指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兴起,这种模式也叫“中国模式”,注重建立和加强国内龙头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支持型企业。

我们注意到,中国所取得的许多成就来自本国的创新、改革和数亿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但是,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国家支持型企业所享有的竞争优势也源于人为授予,造成了很多贸易扭曲现象。

是否建立并维持国有企业,显然是中国自己的选择。但是,有时国有企业和国家支持型企业通过扰乱竞争秩序的行为人为地获得竞争优势,这些行为包括财政特权支持,私营企业享受不到的监管便利条件,竞争保护,能够获得其他公司承担成本的知识产权,使中国公司在政府采购中创造优势。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非常担心这些政策。

这些政策影响、威胁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私营公司的竞争力,甚至也包括中国私营企业。我们的目标是与中国当局合作,鼓励政府在这些领域推进全球体系标准。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省份之间的差距继续成为中国领导人首要关注的问题。腐败、资源限制和环境问题使得这些挑战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并非要就此说三道四,中国领导层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的确令人称道。

保持国内稳定仍然是领导层的首要任务。新近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反映出中国关注的是国内问题和国内改革。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更加稳定的发展模式相对应的挑战。新的五年规划旨在转变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高投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新模式基于扩大国内消费,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使人们能更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商业价值愈加重要,中国公司自然想获得与其他国家公司同样的保护、可预见性与保障。中国贸易也是一样。如果中国想从全球其他国家那里获得机会、公平竞争,就必须给其他国家同样的机会。

我所在的部门以及我本人,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都承认中国的繁荣对美国经济有益。我们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美国的繁荣对他们有益。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言,美国的繁荣对中国有益,而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益。我们未来的经济愈加交织在一起。

中国需要承认,如果美国、欧洲、日本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认定中国的制度失衡或者不公平,并相信一国利用这种制度获取不当利益,而没能对全体的成功做出适当的贡献,他们就会做出回应,这将危及这一体系的未来,也就意味着危及中国的未来。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尽管全球体系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创造了经济利益,但至少也要为美国的经济失衡和增长缓慢负部分责任。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使人们相信政府正在采取政策措施,纠正失衡现象,以使各方汇聚于共同规则之上。此外,美国国内政策也必须加强美国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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