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的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的中国重新反思
许纪霖
百年前的中国，武昌城中一起偶然的擦枪走火，竟然引爆了一场结束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此前，晚清新政已经开展了十年，各种现代化举措迅速推进，筹备立宪也在推进之中。革命党人的起义屡战屡败，特别是辛亥年春天的黄花岗一役，丧失了众多青年精英，同盟会陷入空前低潮。然而，谁都没有料到，革命竟然在这一年发生了。
辛亥革命与晚清新政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回首历史不难发现，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中国重新反思。
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
20世纪初的中国，清廷陷入了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按照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权力与权威属于不同的范畴。权力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统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权威则是一种被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权威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权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价值符号，也可以是一种人格化的象征。在传统中华帝国体制中，作为天命在人间的代表，君主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象征。
然而，到了晚清，发生了李鸿章所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权力层面，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权至上观念，直接颠覆了君主的专制权力，让许多激进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现代国家的主权不在于君，而在于民。在权威层面，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理念，让不少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原来君主的权威并非最高，在君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这就是宪法，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政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这就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从人治型的君主转向了法理型的宪政。
由于权力、权威一体化的君主专制发生了危机，权力与权威也由此发生分离。当时中国的各种力量几乎都希望有一场大变革。革命派与立宪派所抓住的，分别是权力与权威的两端。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其实质不仅仅在于争论应当在体制外革命，还是在体制内改良？更是争辩两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简单地说，革命派关心权力的革命，立宪派在意权威的变迁。革命派相信，只要国体变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国家权力，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便能带来民主共和的新秩序。立宪派则更重视国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至于共和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确立了宪政原则，即使保留了君主制，国家的权威也会从君主转移到宪法。
换言之，这场论战是一场民主与宪政之争。民主与宪政之间一向存在张力，因为前者关乎权力，后者关乎权威。民主涉及某一具体的统治权力（某个朝廷或政府）的正当性问题，即统治者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权，其施政是否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而宪政涉及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的、长时段的正当性问题，即什么样的共同体组成原则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愿接受的，是合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意志的。后一种正当性在于公共权力的权威，亦即是否符合共同体成员公认的“法”。这里所说的“法”，在传统社会往往表现为“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则转换为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大法——宪法。
革命派迷恋共和，崇拜民主，他们坚信只要建立了共和政体，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宪政大可缓行一步。例如，陈天华强调“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陈天华所说的“开明专制”，与孙中山后来设计的由革命党独揽大权的“军政”“训政”同义。只要政权握在代表人民的革命党人手中，便近可解决“救亡”问题，远可走向民主的理想乌托邦社会。
在晚清思想界，革命已经成为风靡一时的时代狂飙。无名小辈邹容的《革命军》甫一问世，便洛阳纸贵。作为立宪派思想领袖的梁启超，也不敢完全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而是将立宪称之为一场“政治革命”，以此与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相对抗。梁启超指出，专制与非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君主，是否民主共和，而在于有无宪法，是否实行宪政。在革命派看来，只要通过革命实现民主共和，专制就一去不复返。但梁启超从法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发现，民主也同样会造就民粹专制。比民主更重要的是宪政，避免专制的关键在于按照宪政制衡权力，为政治秩序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宪政权威。
与革命派相比，立宪派对于共和政体充满了忧虑，不是他们反对共和，而是担心缺乏宪政的共和政体会以人民的名义执行新的专制。梁启超指出，古代罗马和近代法国的历史表明，革命之后，社会纷乱，除非出现强大的主权，否则不能恢复秩序。乱世之中，国民厌弃自由，进而渴望“假军队之力，揽一国之实权”的篡权者上台，于是，民主专制政体应运而生。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他途。于是，国运处于不断的治乱循环之中，万劫不复。
梁启超的这番危言，最早发表于1903年。两年后与革命派论战时，又强调了一遍。然而，他的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对手们，从汪精卫到胡汉民，对革命充满了膜拜之情，对共和前景也充满了乌托邦想象，如何听得进去？果然，民国建立之后的诸多变局，让梁启超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不过，梁启超进入民国之后也成为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因为他深知，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的代价过于高昂，国人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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