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顶层设计”成了一个“筐”。千万不要把“顶层设计”泛化,科学理解“更加重视改革设计“是正确制定改革战略并有效实施的认识前提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马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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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以及“十二五”规划纲要均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温家宝总理也讲道,“无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将得而复失”。显然,科学理解“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是正确制定改革战略并有效实施的认识前提。

时代需求“顶层设计”

为什么现在提出要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呢?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目标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要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改革开放目标重在解决穷人有饭吃、知识精英有上升通道问题。今后,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解决的是“强国富民”的问题,老百姓要穿好衣服、住好房子,有体面身份、“阳光”生活,要有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者,建立起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这将是一个成熟的、理性的社会。中产阶层有理想、有知识、有财产,他们对社会的需求更加多元,既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又要求社会公正、平等和透明,而且有着强烈的参政意识,希望建立起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社会。

第二,改革开放的受益群体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受益群体多为农民、工人,后来,受益群体越来越向精英发展,农民、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比如,城市住房改革。计划经济时代用公共财政支持的住房,在改革中都货币化给了个人。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农民和单位效益不好的工人并没有享受到改革的好处。随着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老百姓纷纷要求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正因为共享不了,才需要改革。

第三,中国改革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

30年前的改革动力来自国内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前者要饭吃,后者要“出路”。今后的改革动力既来自内部又来自外部。

从内部来说,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主要特征是由“三少”向“三多”转变,建立“三多”型社会。

一是由过去城市人口占少数向城市人口占多数转变。中国要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势必要从当前的47%提升到6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与既往城市人口占少数、农村人口占多数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甚至政治体制势必都要加以变革。

二是从低收入者占多数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转变。与此相对应,现有的贫富差距大、中间小两头大的社会体制,要转变为“橄榄型”社会体制。这一体制势必也要在回应中等收入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化需求上有所变革。

三是从消费占GDP比例过低、过少向消费占GDP比例为多数转变。这样,政府组织招商引资、设立开发园区、做大GDP、做多财政收入的生产型社会的管理体制,势必要转变为政府更多地关注老百姓收入提高、做大中产阶层的消费型社会管理体制。

除了从长远看要大力培育和创建“三多”社会之外,近期要高度关注“三失”人群,严防“三失”群体非理性结合,干扰中国结构转换进程。

“三失”群体为:在历次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失意”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以及“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在历次土地征占和房屋拆迁过程中失地、失房人群;城乡失业人口特别是城镇的一些失业群体,包括国有企业下岗员工。

我们一定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合理科学的政策安排,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防止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从外部来说,随着中国的繁荣富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最终将成为世界多极格局当中重要的一极。这样,作为开放社会中的一员,中国每一项改革的推进更会与国际息息相关。

上述变化提出的改革任务,均不能仅限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需要基于其上的顶层的、高屋建瓴的改革设计,制定整体改革方案,明确改革的方向、原则和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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