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8日早晨，北京薛蛮子家中，他浏览过当日报纸后看儿子练钢琴，一旁的小狗“巧克力”不时伴着琴声“引亢高歌”(姜晓明)
“我觉得我最好的就是做自己，折腾点天使投资，率性而为，想折腾点打拐，搞点打拐；想折腾点食品安全，搞点食品安全；想增加大家对癌症的意识，那我们就说点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点名的人，敢当天说自个儿有得癌症的，这个我是头一个”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太多的时间被拿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骗子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
薛蛮子：第一，因为我以前学过两天不着边的历史，一直是历史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蓬勃、富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悲剧。经过文化大革命，国民道德水平空前沦丧，每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已经超过了显规则。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系统化的腐败，任何一点小小的权力都能做成一个交易，这在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此种种，造成的一个最明显的恶果就是食品安全。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绝大部分人犯了罪，看不到内心的忏悔。只是抱怨我的运气真不好，我的智力太低了，我的爸爸不是李刚，我的关系不够硬。所有的丑行都已经变得见怪不怪了，我觉得这很悲哀。做记者的，出门需要拿着记者证；做警察的，需要拿着警察证；商人，出门不仅要拿名片，还需要拿着报纸，“你看这是关于我的报道”。我们太多的时间被拿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骗子。
所有崇高的人，所有高大的形象，稍微有点事，马上就变成臭狗屎，而大家都不奇怪，一个昨天非常聪明的人，到明天是臭狗屎，几分钟之间，事情就做完了。公众对于人的缺点、品质的期望值已经降到极低了。当官的，以前说贪了几千万，现在贪了10个亿、8个亿，公开宣判，说这个人情妇近百，这些都不奇怪了。
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经济人文的发展，都面临道德上的提升和改造，和人境界的升华，这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国家也面临着经济转型。以前全民皆兵，全国人民抓政治挂帅，全国人民搞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人民搞经济斗争，全国人民搞GDP。GDP这个事就是代价太大，我们现在迅速地把几十年积攒的人口红利用得差不多了。
第二，我们用中西部便宜的农民做世界工厂，现在这种模式面临挑战。第一是人工已经不便宜，第二是所有便宜的土地、电力、水，这二三十年已经搞得差不多了。想在世界制造业的生物链上做一个最简单的、低级的、山寨式的重复，用这个模式来长期维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发展是行不通的，因此逼着我们要改变，一定不能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
第三，其实有这么多人埋怨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是1953年生人，以前埋怨国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现在这么多。你看从开始有了互联网，有各种各样的论坛，后来有新浪博客，现在出现了微博，全民论政，全民对每件事情能够说出它的看法。我还看到一些政府的高官，包括汪洋、张春贤，很多的省、部、公安局、宣传部都开了自己的官网，跟老百姓沟通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了。我认为今后上访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上访的目的就是要上达天听。微博是一个最伟大的事物。新浪现在要选一个年度人物，年度事件，其实在我心目中早有候选对象了。
我认为一个公民可以做很多事
记者：打拐？或是王功权私奔？
薛蛮子：都不是，今年最鼓舞人心的，我要把票投给江西新余的刘萍。我们所有读过书、读过报、以救天下为己任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如刘萍这样一个下岗的女工。这位女士居然参选新余县的区人民代表，而且还得到了选票。我觉得政府一没有抓她，二也没有迫害她，也没有在政治上怎么消灭她，这已经是政治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我三年前专门搬回国内居住。中国日子一天天好下去，我也非常庆幸我回来了。以前我只是一个过客，现在是这的居住者，我切实地感到了中国的政治风气和生活环境，尽管有诸多的不习之处，但是中国的变化是远远好于以前，这是中国最好的时代。
像我这一代人，快到60岁了，已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绝对不主张任何激进的、非理性的，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改变社会。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付了足够的学费，不能再玩儿了。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和平、理性、公开、透明地，逐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同时要提高我们政府的透明度，提高政府的执行力，我觉得只要老百姓有足够的话语权，只要新闻媒体有了足够的监督权，这件事就一定会实现，国家就一定会逐步好起来。
没有信仰对我来说是个悲剧
人物周刊：你有信仰吗？
薛蛮子：我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我没有选择，我生下来就被教育成无神论者，这是一个悲剧。我认为一个民族最好是有信仰，有信仰的一定比没有强。我属于老毛这个时代出来的人，大家都没信仰，甚至变成了很彻底的唯物论者，这很危险。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敬天、敬人、敬自然，都不敬，才会出现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混蛋，才有药家鑫这种补八刀的家伙。在旧社会，每个村都有土地庙，很简单，你做好事，上天堂；你做坏事，见阎王，阎王把魂收过去，煎炒烹炸。所以旧时的人，做了坏事，在土地庙那里，吓都能吓死。
我的两个小孩都信基督教，我太太也信基督教，他们也期盼我信基督教。最近因为得癌症，太太天天祈祷。我说如果我有朝一日，跟胡适、蒋介石一样，信了基督，不是因为我得了病，也不是病急乱投医，不是跟城下之盟一样，说老子怕死，快到地狱门口了，来救我一把。那是新教马丁路德金说的赎罪券，这事情是做不得的。
怎么说呐，这事跟我所受的教育、过往的历史、所有的背景是不相符的。我不会因为这事屈辱自己说，马上死到临头了，赶紧跪下来。活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辈子当做五辈子来活，你只要活到了，剩下的都是捞的。如果有来生，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它就没有，它也还会给你。如果万一没有，这辈子多活几个，你就捞着了，就这意思，基本上咱就是实用主义的办法。
人物周刊：那你信什么？
薛蛮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理性、良知和道德，作为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我自然有；我有宗教情怀，就是人一定要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事。第二，人生是有是非的，并不因为人本身的处境很虚无，如果你都死了，你将来子子孙孙都要死去，人类终要消亡，地球也要没有了，一想起这个，就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了。人活在世上就要有社会的准则，既然你活在这社会上，就需要理性、良知、道德基本的准则，这个我觉得是信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成功是什么？
薛蛮子：成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成功第一是物质上的，吃的肉比别人多，钱比别人多，住的房比别人大，开的车比别人贵，不就是成功吗，这肯定是约定俗成的看法。第二，成功是种幸福感，我个人认为，我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因为任何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人的精力就这么多，在人生这块百分之百的蛋糕中，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你要想家庭生活成功，还要政治生活成功，还要宗教生活，还要发财，这是属于鱼与多种熊掌完全不可兼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能说我有多了不起的成功，但是我比老百姓多挣了几个钱，我是随性的，我没有付出一些非人的代价。我没有说几年大禹治水，见不着爹，见不着妈，自个儿含辛茹苦，动不动说是到西北酒泉20年搞个原子弹。这算什么成功，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儿子干那个，我一屁股给他踢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干这个事情。
人这一生不完满是永恒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经验的意义是什么？
薛蛮子：我们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往往到最后，流传给后人90%的都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我痛苦地发现，人的成长跟怀胎十月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多么急切想要一个儿子，怀胎十月是一定要的，你娶了10个媳妇，怀胎十月也是一定的，没招。因此，有了儿子，我希望他走路说话，但他不到一岁，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请刘翔、李宁给他做训练，也是不可能的。人生是有过程的，每一个人学走路，摔跟头，学骑自行车，摔得鼻青脸肿、掉两颗牙，这都是过程。
每一个国家，都一定是有一个成长、犯错误、摔跟头、逐渐成熟的过程，等到真正成熟的时候，这个文明就没了。文明烂熟了，它就完了。罗马帝国征服了欧洲、征服了北非，到那个时候，它的文明已经没戏了。中国的明朝，集权到一定的程度，马上满族就来了，来收拾你了。
我很早就想清楚了这个道理。我不去强求，强求的事是没有用的。我给儿子说的话，只有等他真正长大才会明白。就像我爸爸跟我说的无数的话，只是在我得癌症以后，我才觉得我爸爸真有智慧。以前我认为我爸爸多傻啊，做了共产党，二十几年才做了副部长那么一个小官，那一个官算啥啊，历史上连列传都进不去，我说这些人太不行了。
我们大了，懂了一点人生的道理，事情也看透了，就是尽可能地想，做你喜欢做的事，跟你喜欢的人来往，折腾的事，凡是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就绝对不要去争取。只做容易争取，又能迅速产生幸福感的事，专做这个就完了。因为人生有限，要尽可能地冒泡，千万人吹不动的泡，咱不能去吹，三峡的水咱吹不动，只能让老毛来吹，“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咱吹不动那泡。
所以我对人生的看法，没有宗教情怀，是相对悲凉的。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文学作品到最后都是悲剧呢，因为人生最后不完满是永恒的，完满都是暂时的，一定如此。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候，不满足马上就萌生了，幸福只是在你没有意识到时是最大的幸福，你意识到了，这个幸福也就没了，它一定是摸不着的。我说失败是必然的，等你觉得自己是成功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就来了，对，它不可能让你满意的。
因此，我们人不管有三头六臂，又能如何，不到100岁你就归西了，过了八九十岁你就没招了，肯定！你有多少的经验？到最后能留下的是很少很少的，到下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还是要摔跟头。每一个做生意的人，差别就是悟性高一点的，少犯点错误，悟性差点的，狠狠地犯错误而已。
人物周刊：你是个悟性高的人吗？
薛蛮子：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别人花100%的时间才能拿80分，我花20%的时间就能拿80分。我是个聪明的人，对一件事领会得很快，看一个人，一两分钟就能够形成一个经验主义的看法，这孙子靠谱不靠谱。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有了不起的大智慧的人。第一，这样的人极少。现代社会，乔布斯是个高人，比尔·盖茨曾经是高人，但才一二十年，这哥们儿就奥特曼了，眼看着Google来，眼看着推特来，眼看着Facebook来，束手无策；他还跟诺基亚去搞什么，那根本是没戏的事情。微软是肯定傻逼了。
对我来说，我采取的是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绝对不去模仿别人。我不是孔子，不是佛陀，也不是李白，我只是薛蛮子，我选择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做一点事情，能够体现出尽可能属于我的优点，藏住并保有我的缺点。有缺点是很幸福的事情，没有缺点是痛苦的。人不完美的时刻是很舒服的，要做完美的人有极为痛苦的过程，光是每日三省我身就把你搞死了。为什么曾国藩那么不可爱呢，就是曾国藩完全一点天性萌发的东西都没有，天天憋着自个儿，天天憋出了牛皮癣。我觉得我最好的就是做自己，折腾点天使投资，率性而为，想折腾点打拐，搞点打拐；想折腾点食品安全，搞点食品安全；想增加大家对癌症的意识，那我们就说点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点名的人，敢当天说自个儿有得癌症的，这个我是头一个。
商人就是配置自己的人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商人是什么人？商人的准则是什么？
薛蛮子：商人的准则就是利润，利润的最大化就是商人的准则。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较低，本质上是由于中国儒家的重农轻商的传统，商人是抬不起头的。说老子是个商人，但说自己是商人的人，都要说自己是儒商，因为儒比商高，先说自己是儒，再说是商；所以现在的国学班在商人中大行其道。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卑，哥们是个商人，一定首先要儒。而在西方社会中，Business是个中性词，是个行业，修脚的、修表的都是，教授也一样，就是个行业；在中国，商人接近于贬义词，在中国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无商不奸，没有道德，蒙人的家伙。
我觉得我可以给商人下一个定义，商人其实就是配置自己，有的人提高自己配置的效益，有的人降低自己配置的效益，这叫奸商。但其实总体上，他还是提高自己的配置。你把新疆的哈密瓜都卖到北京来，就卖贵了，对不对。新疆哈密瓜长几万斤，就几十个人吃，那怎么行。北京满街的小孩冲上去买吧，那肯定是做了好事，要不然这东西卖不出去。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商人所谓“奸”的这个属性会越来越少，随着道德的提高和整体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就没有必要骗人了。中国的商人为什么多年来是一个被歧视的地位，因为中国的商人永远是政治的奴隶，永远是权力的奴隶，永远是为了赚钱，所以没有办法被人看得起。我们现在一些商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做到当地的人大副委员长，当地的政协副主席，他觉得自己能够跟权力为伍，就是最高境界了。
相对来说，互联网和新媒体这一块挣的钱是最干净的，因为做搜索，做电子商务，当地的政协主席起的作用很小。我们做个小灵通，是可以自己做的，尽管要跟人家喝酒，偶尔跟人家卡拉OK，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像做房地产一样，天天去仰人家鼻息。我认识的这种做公关的中国人，一个本子，他要巴结这个官的爸爸妈妈，他们家阿姨的生日，每次到香港，到外国，带几十双不同号的鞋，都要送到，每一个生日都要顾到，还要帮助大官警卫员孩子解决上学问题。要做到这种程度，他才能生存，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我干的活儿，他们绝对干不了。
商人在中国想要发展，一定要逐渐跟西方社会一样，一定要自个儿独立。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认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是坏人，他们是最大的商人，他们做了很多垄断的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博弈，你有本事就算了，没有道德之说。我觉得中国的商人将来会越来越好，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
我是个跨界高手
人物周刊：有人说做生意需要狼性，狼性和人性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薛蛮子：你问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狼图腾》那本书。我认为那是一本非常荒唐的书，是傻逼书。这哥们儿准是既没做过生意，也没打过仗，完全是虚构的，因为我在内蒙待过。那是一个无知、幼稚的一种神话，很荒唐，什么狼性？他是对人性的一种割裂，做成一种对立，然后呢，又用骇人听闻的方法，用阴谋论的方法，用一种非黑即白，写得人生所有的都是灰的，哪有这样的事？我认为的狼性，就是咄咄逼人，或者进取心强，或者比较激进的，做一件事就是做到极致，要不然就不做，要做就做得比别人好，这就是所谓的狼性。
我在美国，常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万里吃屎。道理就是，这个人是个怂包，你在中国是怂包，到了美国更是怂包。在中国，这么多人考研究生，你还考个第一，你还有你的过人之能，到那儿还是第一，那挡你的人就更少。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狼性的问题，而是你要有一个基本智力，还有一个超强的意志，就是坚持、努力，反正人和人智力都差不多。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到最后谁要拿100分，都得付出120%的力量。同样是100分，每回考100，他一定是花了大力量。
人物周刊：你做天使投资人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跟你的付出有关吗？
薛蛮子：我是个复合型的人，相当的跨界。跨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如果有3门80分，而别人一门100分，剩下是0的话，你的分永远最高，3门加起来100，平均33，老子都是80分，240，我就是最高的。你能跨得越多，胜算越大，这是个简单之极的道理。现代社会所有的成功，全是跨界，我懂点物理，懂点化学，再加点数学，如果再加点文科的心理学，路径越多，天地也就越多。一个人同时开4个窗，那天地得有多大啊。你一来就在里头死磕，都是99分的家伙，来来去去就只有这招。我所说的跨界，就是我专业知识不行，也不懂，岁数大了，也补不了。专业知识找别人，有专家，但我主要的看准了，把大的趋势捏住，包括对人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认同商场如战场的说法吗？
薛蛮子：商场如战场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所有的商人把自己渲染成为作壮烈状、作烈士状的一种说法，满脑子做土皇帝的这种思路。我认为，学问对政界、商界、学术界都是一致的，每一个人都要触类旁通，每一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没有核心竞争力，找一个团队弥补短板，要发现短板，解决问题。
邓小平就是看到了中国不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大一统国家就完了，一定要解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明怎么跟世界文明接轨的问题，只要有一点动作，他一下子就是伟人。蒋经国就看到，蒋家王朝，二世、三世、四世，总有一天是做不了的，与其被人家彻底挫骨扬灰，埋葬蒋家王朝，不如自己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我是独裁者，我来结束独裁，我来两党制、民主制。这些人满足了一个深切的历史需求，这是政治家。
所以商场如战场，政治如战场。你要想成功就得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会有瓶颈。解决的问题越大，你的成就越大，问题小，你就解决小区平常送水的问题，你混碗饭吃没问题。我们家一千多口人，每天都得一个礼拜喝一大瓶水，你能把这个小区的人变成200个小区，那你就做一个中富。全北京解决了，你就IPO了。所以商场如战场这件事，是商人制造出来的一种神话。其实不仅战争也好，商业也好，学术也好，政界也好，任何人要想做点事情，都是要解决困难的，都是触类旁通的。
好玩不累
人物周刊：你的优缺点是什么？
薛蛮子：我的缺点，我认为是极端的率性、自由散漫和不守规矩；而且我的缺点就是全部承认，坚决不改。我的优点是，能够迅速看到事物的本质，迅速地使用常识，我富有常识，我有很多常识；我比较好地结合了自己对人文、历史、人生的感悟，对哲学的思考，加上对人性的判断，很迅速地达到“人靠谱和事靠谱”的结论。人靠谱是一方面，剩下的问题就是算术的问题，值不值，这就是价钱的问题了，很简单。这事好，现在有百度。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常识，但是我发现说到常识有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好像把常识给忘了，这是个缺乏常识的年代。
薛蛮子：我们今天是人人都远离本质、远离常识的年代。基本上都是歪瓜斜道的，路子多。我们现在对人的态度，像食品方面的事情，这都是常识，你怎么敢把豆芽用化工品泡，让老百姓吃呢，你也得不了好啊，这就是没有常识的结果。就你一个坏人，就把全中国所有种豆芽的人全害死了；如果种好豆芽的人不这么干，他就被害死了，还捞不着钱，还不如发大了。
我对自己是比较满意的，我很少扭曲，绝大多数人在成功的道路上都是克服这个。我只要找到了自己，照着我自己做，舒服，还不扭曲。我见的所有的成功人士一半以上都是扭曲的家伙，而且绝大多数是跟自己较劲。累，活得太累。
历史上的人也都是如此，比如曾国藩，这哥们儿扭曲，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心理上摆不平，上摆不平皇上，下摆不平妻妾，又摆不平部下，一天忧国忧民，他唯一的招就是忍。我要是他，我肯定联系李秀成，先把慈禧老太太先油煎了再说，打到北京，带着湘军，50万人，早就天下可定。对一个满人老太太，天天去叩头如捣蒜，荒唐。
因此，我觉得人要很迅速地找到一个点，克服自己的缺点是对的，改变自己本性是不对的，因为狗改不了吃屎，没有办法改掉本性的。这是我们的本性，是本质的问题。你一定要保有缺点、毛病，这都是正常的，你把它扭曲了，就没意思了，累啊，痛苦。不能太累，累了就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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