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 斯文不断富厚堂

作为湖湘子弟,我家乡距曾文正公故里双峰县荷叶塘(原属湘乡)并不远,然一直无缘去拜谒其故居—–富厚堂。

辛卯年中秋前数日,几位师友结伴,终于走进了富厚堂。富厚堂在明清时期处于长沙府、宝庆府、衡阳府交界之地,有千嶂万峦环抱,曾经的官道,后来的320国道,和现在的沪昆高速公路,都是从荷叶塘北面数十公里的丘陵地带经过,中有大山隔断。我们此次去,汽车在盘山公路绕行许久,才到达富厚堂所在的那块小盆地。可以想象,当年靠骡马和步行的时代,曾国藩这类士子,走出大山是多么的不容易。

到富厚堂时,已是上午10点,下午必须往新化县赶路,在富厚堂里我们仅能游览两个小时。对于曾氏的生平和富厚堂的历史,多年前我已有所了解,因此尽管来去匆匆,但此番身临其境总算弥补了多年的一份缺憾。

曾国藩出身农家,以一介书生而能统帅千军万马,平定洪杨,最后位极人臣,封一等毅勇侯,官至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曾节制东南四省官吏和兵马,成为清朝定国二百年来第一位最有权势的汉人。官职、权力、爵位、战功,这类世俗的指标容易衡量,也容易引起常人的钦佩,世人津津乐道于此,不足为怪。富厚堂前一面后人仿制的、在风中烈烈飞舞的“帅”字旗便是此种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曾国藩那张苦瓜脸,成为当下许多励志书的“标识”,亦缘于此。

但若了解曾氏的生平,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叹:作为“中兴第一臣”,建立平定洪杨的功业,有着太多的偶然性因素:如果不是咸丰二年因母丧回乡丁忧,碰上了太平军的兵锋直逼长沙;如果最先募集地方团练的江忠源活得更长一些,如果胡林翼的身体更好一些。。。。。。曾国藩承认做大事需要运气,无疑他的运气不错。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运气,再假设洪杨没有起事,曾国藩会怎样?我认为他即使循规蹈矩地做太平官,依然会在学问、政绩、治家等方面取得不凡的成就,犹如他的同乡先贤陶澍。

参观完富厚堂中的藏书楼,我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一个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时时不忘自省、处于何地都能勤奋读写的士大夫,他能在历史给他创造的任何环境中尽量做得最好。

因此,我对曾氏最感兴趣的不是四十三岁后奉旨练勇,成为湘军统帅的辉煌,而是在此之前,他在北京十四年的京官生涯。

尽管到了曾国藩祖父一代,曾家已算是殷实之户,但在湘乡荷叶塘这个偏僻的山村里,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是相当的有限。多年后,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早年他在乡间无书可读,如今家中藏书百倍于道光年间,因而要求子弟珍惜这样的读书条件。而且他出仕前主要的精力用在制艺——即写好八股文,以博取功名,他所阅读的经史子集应当是很有限的,且这个人天资平平,因此,青年时期曾氏的学问、见识不可能很高。他在25岁、26岁(恩科)、28岁进京参加会试,第三次三甲及第并进翰林成为庶吉士。这位农家子弟的运气实在不错,他的另一位同乡前贤魏源,早就名扬海内,直到五十岁才考中进士。现在很难知道曾国藩第一次到北京有何感触,是否觉得自己见识浅陋?因为他中进士后第二年才开始写日记。但从第二次会试落第后的他的一次购书“豪举”,可以揣测到他深知自己的不足。他借了朋友100两银子,走到南京,看到一套精刻《二十三史》,商家出价100两银子,他将手头的余款加上当掉的衣物所得的钱,买下这套书。——他后来人生最辉煌的业绩便在这座城市铸就,冥冥中似有天意。

对多数人来说,28岁进翰林院,算是发达得早,事实上曾国藩从此也仕途顺畅,37岁便当上有“卿贰之贵”的侍郎。对于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应付翰林院的考试,等散馆后谋个不错的官职,按照中国官场的规矩,不紧不慢往上走,娶几房姨太太,收点不违法的银两,保养好身体,干到退休,足以光耀门楣、荫及子孙了。四书五经作为科考的敲门砖已不需要了,还要读什么书?再说仕途生涯中,迎来送往,各种应酬活动不断,又要为升官发财劳神费力,能有多少精力去读书?而曾国藩,读书最勤、收获最大的时期正是当京官这十四年。

长安居,大不易。一个跳出农门的京官,不但有养家的压力,也面临着诸多的诱惑。曾国藩并非是清心寡欲之人,他喜欢美色,也喜欢钱财。京官靠那点俸禄和外官孝敬的节庆银两维持生计,而荷叶塘那个大家族都得倚仗这棵大树,那十四年的拮据清贫可想而知,这在他的家书中时有体现。如有一年他对诸弟说本指望年底外官的“节敬”“炭敬”,没想到落空,失望之情弥漫笔端。再如,道光二十三年(时年33岁)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得到一笔丰厚的程仪,寄回家一千两,信中注明其中四百两用来救济亲友,家中诸弟不理解,他有点负气地对诸弟说,假如我被派到云南、贵州那些穷地方当主考官,又当如何呢?其令人敬佩之处就在于他是常人,也有常人的欲念,然而能通过读书、阅世来丰盈自我,超越欲念。当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在文化、学术中心的京师,当然有很好的条件去结交道德学问一流的师友,去阅读一般人难以见到的典籍。—–可多少官员浪费了这样的条件,比如那些热衷于捧戏子、吃花酒的旗人高官。如果没有这十四年学养、人脉的积累,不可能有他日后领湘军平洪杨的成就。

曾国藩曾在一封家书中对子弟说:“少年征逐,见朋辈中天分绝高是终无所成,是谓有来历而无积累。”而他本人正是天份不甚高却有“积累”的反例。因此他无论在京为官,还是领兵打仗,一再告诫子弟要勤读书,善读书,要用学识来涵养自己。他手谕儿子:“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 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他告诉弟弟:“且苟能发奋自立, 则家塾可读书, 即旷野之地、 热闹之场, 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 不宜读书, 即清净之乡、 神仙之境, 皆不能读书, 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当他知道侄子曾纪瑞在秀才考试中得了全县案首(第一名),在家书中高兴地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

曾国藩辞世已近一个半世纪,其间中国经历了两次政权鼎革,且内忧外患不断。曾氏后裔不堕家风,富厚堂斯文不断,曾纪泽以后,虽无像曾国藩那样的达官显宦,但学有所成者多多。或说此乃文正公泽荫绵绵,我以为这份泽荫,源于他本人一直在自觉追求和维护文化的尊隆和学问的高贵。如此,居乱世,以“卫道”为旗号召士民来对抗洪杨奉“拜上帝教”荼毒中华文化;逢太平,则能从容悠然地寻求学问之乐处理政事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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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2日, 2:3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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