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 阅读给乡村少年打开人生之门

          (中国青年报 命题作文)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位文化界的同龄人在一起吃饭,闲谈中提到10岁左右,各自在做什么?

    有生长在北京、杭州等大都市的朋友说,他们在少年宫参加合唱队,在什刹海学滑冰,在西湖边写生。而我呢,只能在山野里放牛、砍柴。20多年过去后,彼此能坐在一起,就共同的话题进行讨论,我当然要感谢好运气。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自小我酷爱阅读。在初中时,就将小山村里能借到的书几乎都读遍了。这种兴趣随着年龄增长一直未曾衰减。等我考上大学后,进入到如宝山福海似的图书馆,从无书可读变成任我阅读,渐渐地我的知识结构、眼界识见和那些生长在大都市的同龄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自己为文阅世,与之相比,并不显得浅陋,甚至有他们所未能及的一孔之见。

    读中学时,语文课文有一篇明代大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文章一开头便说: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待我阅历渐深,才能深刻理解到宋濂年少时读书的艰难,也才能更深地理解阅读,对家境不甚富裕的青少年来说,对其获得知识、开阔眼界、陶冶心灵是何等的重要。

    一个人降生的地域、家庭不同,其成长的环境会有差异,家境的富裕程度、地域的信息开放程度、父母的人脉状况往往对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渠道有相当大的影响。生于贫寒之家,显然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相当的劣势,父母很难将其送到条件好的学校,为其延聘优秀的家庭教师,也必须承认,他们能阅读到的书籍,和生长在发达都市富裕家庭的同龄人,亦有差距。但对贫寒子弟来说,阅读书籍是贫富差距影响最弱的一种学习途径。

    少年时,我不甚了解“穷文富武”之说的精义,搞不懂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只能学文而不能学武?在我初一时,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当时我酷爱画画,因此成绩下降被母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她告诉我,想学画画,家里供不起,我们家的条件就够给你交学费,让你好好读书。——尔后我断了当画家的梦,就按照一般农家孩子奔前程的路径,用功读书考上大学。而今我才明白母亲的苦心,古代的“学武”类似今天的“艺术生”、“特长生”。学武之人,要持续多年才有成就,且无法自修,又食量巨大,家庭需支付昂贵的拜师、营养、器械等费用,就如今天家长送孩子学钢琴、学美术、学声乐一样成本巨高。

    在中国的秦汉时期,阅读仍然是一种高昂的精神消费。因为当时没有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成文的知识主要刻写在携带极不方便的竹简上,因此世家大族容易垄断知识的传播,太史公能写出《史记》,固然与他的勤奋与天分分不开,但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他和其父司马谈都当过汉帝国的太史令——即国家图书馆馆长,才有机会阅读寻常人家不可能见到的典籍。随着造纸术的产生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到了宋代,图书制作和流通的成本大大降低,贫寒子弟也能购买和借阅到图书,从而进行自修,于是吕蒙正、范仲淹和明代宋濂这样的寒门子弟,能通过艰苦求学、广泛阅读而改变命运。

    上世纪70~80年代,我在湘中一个偏僻的山乡度过童年、少年时代。那个时候我的家乡信息传播极为不便,当城里孩子追看电视里放映的港台连续剧《上海滩》时,我所在的山村还没有告别煤油灯,遑论看电视了,初三的时候家里才买了一台收音机。对山外知识的获得,除了课堂上老师的讲授外——而我的小学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只能通过阅读了,而山村可以阅读到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我读的第一本现代小说,是小学四年级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海岛女民兵》——后被拍成电影《海霞》,相当的主旋律,但我看得津津有味,很好奇大海、椰林究竟是什么样子。阅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西游记》,也是读小学时,这本书是竖排繁体,被人撕掉了几页,大约去当包装纸了。那时连简化字都认不得多少,但硬是将那本繁体字《西游记》读完,自此识得许多“老字”(家乡长辈对繁体字的称呼),让同学佩服老师刮目相看。我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读物是《一千零一夜》,读中学的哥哥从别人那里借回来的,由此至今我对阿拉伯文化有一种亲近感。到了初中,学校阅览室订阅了《当代》《人民文学》《十月》等文学刊物,图书室里也有那么几百册书,总算是能解馋了。

    尽管由于环境所限,上大学前我能读到的书籍种类非常有限,但“饥者易为食”,在那种饥渴的环境下读书,印象深刻,能将书中的内容很好地吸收,并在以后的岁月不断反刍、回味或重新阅读。如四大古典名著都在初中读完,后来一次次重读,每次感觉都不一样,直到在大学毕业多年后,写出了《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这算是阅读不断深化的一个例子。

    而读每一本书,感觉都是那样美妙。我现在的书架上有一本购买最早、翻阅最多的书——初二时到县城买的《唐诗三百首》,竖排,岳麓书社出版。我至今还能记起放鸭子时,任鸭子在水田里嬉戏,自己将双脚泡在水中,读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样的诗句,觉得汉语是那样的美,心底里有说不出的熨帖舒适之感,诗意也就一点点在一个南国乡村少年心中滋长……

    19世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结合得最好的清朝大臣曾国藩,中进士在京做官,写信回家教导几位弟弟:“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地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今日乡村青少年,获取书籍的途径比几十年前方便得多,更不用说和清代、明代相比。曾氏所言读书 “何必择地?何必择时?”尤其值得少年读书人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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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7日, 8: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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