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6日,若非监控录像证实司机清白,江苏南通险些又发生一起“彭宇案”。一天后,湖北武汉的电动车主做好事扶起自己摔倒的老太,也险被诬为肇事者。

从南京的彭宇案到天津的许云鹤案,司法判决对世道人心的影响,似乎正越来越明显。我们都相信法官没有受到邪门歪道的影响,但其一审判决却都令公众失望以至愤怒。尽管我们收获了某种欣慰——舆情反映人心,这失望与愤怒至少证明,人心多向善——但是,求仁不得,难免令人沮丧!法官为何不能作出一个励善黜恶的完美判决?

这或许高估了法律。一般来说,法律无法同时直接完成“惩恶扬善”的双重使命,只能通过惩恶来间接扬善,同时尽量确保善行不带来恶果。

不妨把以上各个案例推到极致:在仅有互不相识的两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人需要帮助,另一人应如何为善?严格说来,法律不关心某人是否为善,因为法律没办法奖赏为善者,更不能惩罚不为善者;法律只关心某人不得为恶,良好的法律不同于口号宣示,它一定写有罚则,意在给恶行带来惩罚。

在只有两人的空间里,美德原不在场,它借由其中一人的善举而驾临。问题在于,此时为善者实际是把自己的声誉和利益交付给了另一人。

另一人会以怨报德吗?有这种情况,譬如文章开头的最新案例。又如,《农夫与蛇》的古老寓言,也早就教了这一课。这寓言让人不爽,但人性有晦暗的一面,却是不争的事实。以怨报德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取决于运气、风气、他人获知真相的难度,或者说讹诈被识破的风险有多大,以及法院既往判例的导向。

这里只揪住法律来说。我不相信法官会没来由地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之所以作出某种判断,一定是基于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一,通过亲历听审获得了导致判决的内心确信。这种确信可靠吗?不一定可靠,我们可以质疑它。但在质疑时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结论并非亲历得来,可能更不可靠,或者说我们对真相的内心确信,基础并不如法官的牢固。

第二,法官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损害最小化原理”。在对立证据难分伯仲时,法官会做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若不能保证善最大,一定要确保恶最小。

举几个例子。多人施暴,被害人却只有一处致命伤又不能确知何人所为,此时不可判处多人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员工声称公司未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公司方面称几个员工串谋偷走了公司留存的合同,这时法官宁愿犯一个较小的错误,让公司赔钱了事,否则几个员工有坐牢的危险。同理,彭宇案件的法官不愿做相反的判决,正是力图避免另一种错误。

进而,只要想想上海发生的“”事件,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证据一对一时不能推定主动上前、假作搭车的就一定是好人,遇到一个“钓鱼”的主,好心搭载他人就成了“非法营运”,百口莫辩直至断指明誓。所以,不要轻易“出手”,也不要轻易接受别人“出手”,相信一个人“出手做事是事出有因”,可能真的符合“损害最小原理”。

可不能回避的是,类似彭宇案一审的判决,岂不是鼓励了恶,这难道是法律要做的吗?良法肯定不会鼓励恶,它只是旨在遏制恶,而究竟怎样遏制,除了法官的行为,还有赖当事人的行为。

法律及判决是公民行为规范的指引,类似彭宇案的一审判决带来的指引,更容易在好人身上起作用。这需要我们认同并践行一套行为规范,这套行为规范不鼓励“出手”,不鼓励“触碰”,而提倡保护现场,报案呼救——当然,前提是你不是肇事在先,法律为肇事者规定了另一套行为规范。由此,即使不能根除讹诈,我们至少可以让好人尽量不被讹诈。

不出手、不触碰并非完全为了“避嫌”,也有其他正当理由:有些病人晕倒后不宜被扶起,甚至不宜被移动,否则有生命危险,须待医护人员到场;有些人以施救为掩护,趁乱盗窃昏迷者财物,弄得大家都脱不了干系,好事变成坏事;更重要的,有利于确定现场责任,不给居心叵测者败坏社会风气的机会。

这样的行为规范如果能够长期坚持,“大善”虽不至,但“大恶”可杜绝,从而重建社会诚信。国无信不立,法无信不行,民无信无以自存。两人在场,信从何来?不可能来自对善的信仰,只能来自一套长期有效的法律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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