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澧 | 评论(2) | 标签:江青, 娜拉, 易卜生

今天,9月9日,是毛择东同志去世三十五周年。三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戏,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不过,拿八十年代来比现在的情势,中国人民似乎又在等待某个明主赐予他们第三次解放。

本人其实对毛毛去世后的八十年代印象淡薄。别人讲八十年代“启蒙”如何“思想解放”如何,兄弟只能纳闷:俺那时在干什么?想来当时一心只读英文书,对窗外事,也就是达尔文讲的 Charm of music & female chit-chat(参见本专栏文章《尔可达尔文,吾亦持吾信》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9979)的第二项,留个耳朵听一听。直到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这之后的事,方才记忆深刻。但对八十年代初的状况,本人有份权威记录——闻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晓平的采访。采访是这样开始的(《邓晓平文选》第二卷里的文本,不是采访完整记录,下面这段其中没有),法拉奇说,在这1980年的夏天,到达北京的旅游者,见到的似乎是物理上的另一座城市(强调与紊革时期不同):没有军装,没有标语口号,没有很多的红,毛的相片屈指可数。——看看,现在是不是又变回八十年代之前去了?

老邓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要借此向世界传递一个消息:中国将改变毛择东那一套,但也不会批判阿毛毛。其实,即使《邓选》里那些不算“批判”的评论阿毛毛的话,中南湖现在也是决不肯讲的。不过法拉奇女人缠女人,提了很多关于江青的问题。老邓说江青是个很坏的人,坏透了,都没法给她打分(好和坏的百分比),因为她在零之下。——这话相当于说江青从来没有为革命做过好事。这里老邓很罕见地显得有些感情用事。如果江青真的对革命一点点贡献都没有,阿毛毛怎么会娶她做老婆?今天,在纪念毛择东同志去世三十五周年的庄严日子里,兄弟来八卦一段毛夫人当年积极要求进步的文艺女青年往事。

若干年前,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逝世一百周年时,《光明日报》子报《中华读书报》登过一组纪念文章。其中有篇叫作《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介绍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演出和流传,内中说道: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戏剧。它在1914年首次被搬上中国舞台,是在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之一。在中国戏剧史上1935年被称为‘娜拉年’,因为在这一年该剧先后在中国几个大城市上演。”

《光明日报》不愧是认真办党报的,说到1935年的“娜拉年”,居然不肯来一句极有趣的、后来对中国当代史极有影响的花边。

其实《玩偶之家》主要在上海演出。为什么是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当时国民党反共很厉害,江青曾对美国女教授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英文江青传记作者)说:那时去苏联使馆看场电影,都会被戴上“红帽子”。她当然不会告诉维特克,紊革时的北京,不要说去美国使馆看电影,就是在马路上给洋人指个路,都会有便衣过来问你说了什么;江青当时也不会想到,她被逮捕后,跟维特克的谈话竟被算作“出卖机密”。在1935年的高压气氛下,左派们——一度包括东共重阳——都躲在上海租界里,因为租界有西方法制:就是抓人,也是公开见报的,家属可以探望,律师可以辩护。红红的前辈们,当年就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从事颠/覆/中国合法政府的勾当。话剧这一输入中国不久的新生事物,当时由左派掌握,所以也要在上海演出。

哪位女士扮演《玩偶之家》里抛儿弃夫、愤然出走的女主角娜拉?读者您一定已经猜到了。对,正是毛择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紊化大革命第一旗手、东共忠贞党员江青同志。

叶永烈《江青传》(作家出版社,北京,1993)第四章“明星生涯”主要就是谈这次演出。叶先生把具体日期也挖掘出来了: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娜拉》在这里首演。”

当时《玩偶之家》被改名《娜拉》,江青的艺名则为“蓝苹”。G了一下,发现金城大戏院现在叫黄浦剧场,而且不出所料,果然位于从前的上海公共租界之内。《娜拉》在金城大戏院连演两个月,对左派剧目,这算是不寻常地久了。

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里的材料可能更有意思,这是叶永烈当时还接触不到的江青本人回忆。江青说:她把娜拉演得非常反叛,改进了易卜生的剧本。她还颇为得意地讲:演出结束后观众热烈鼓掌,当时,中国人还不习惯用鼓掌这一西洋方式表示赞赏呢。书中附有一张海报照片,片中娜拉所穿衣裙,真的像是北欧民族服装。边上的评论,字迹虽小,尚可辨认:“蓝苹小姐,第一次给我们认识的是舞台上的娜拉。她那种真挚的情感从眉宇际直泻地流注到每个观众的心头里。她哭,观众都伤心,她笑了,观众也随之展颜……她没有时下女星们那种奢华的欲望,但却有最美丽洁朴的姿态。她用功,她肯上进,她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位,在新人群中。”——后来的历史证明,《娜拉》海报上,最后那句话讲得真对啊,“她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位,在新人群中”。

叶永烈也说:“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作‘《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为了“政治正确”,叶先生特地说明:“娜拉年”的说法并不是赞美江青的贡献,只是就事论事谈戏剧史。这已是蛇足,不过,比起《光明日报》说到这个由江青而来的“娜拉年”时对红朝首位第一夫人的绝口不提(而且是在2006年庆祝无产阶级紊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四十周年的光辉日子里),叶先生正派太多了。

江青后来在《从〈娜拉〉到〈大雷雨〉》(登在《新学识》杂志一卷五期,1937年4月5日;此处转抄自叶永烈《江青传》)一文中写道:“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原来,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真是革命性的。我党那一轮美丽的蓝月亮,就是从易卜生这里升起,升起,一直升到与红太阳共同辉耀华夏天际,并在无产阶级紊化大革命中合耦烧烤神州大地。

《玩偶之家》剧情不复杂。娜拉是个家庭妇女,丈夫郝尔茂先生任职律师。两人相亲相爱,虽然生活不富裕,感情上还是满足的。某次丈夫生病,急需用钱。娜拉瞒着丈夫,冒用父亲的签名借高利贷。但冒名签字是犯法的,圣诞前夕,借贷人以此威胁娜拉,想从她的丈夫处获得某种不当好处。郝尔茂先生知道真相后,指责娜拉不诚实(西方人对诚实要求很高)。见到丈夫不是首先挺身而出保护她,不愿主动承担冒名的责任,娜拉一气甩门而去。

三十年代的上海演出者把剧名从《玩偶之家》改为《娜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这部戏的主题是妇女解放,关键是娜拉的离家出走,所以江青加大反叛倾向的“改进”原作,会受到观众欢迎。但是,《玩偶之家》写成十九年后,易卜生应邀参加挪威女权团体的聚会,却在会上说:我不是女权组织的成员,我写的任何作品都没有一丝当作宣传的想法,与人们通常相信的不同,我更多是诗人而较少是社会哲学家……我的任务只是描绘人性。《玩偶之家》的英文标准翻译为 A Doll House 而不是 The House of a Doll,即住在这一家的都是玩偶,不是只有娜拉才做了丈夫的玩偶。娜拉的丈夫,其实话语和情感都显得满幼稚的。两人的名字都是源自希腊神话,或许易卜生暗示了他们应该过着那种欢快的、简单的、不那么抑制个人欲望的古希腊生活。在兄弟读来,这一女一男其实都不太适应现代社会的压力,潜意识里以为对方会给自己遮避更多的人生风雨,当这一愿望转为失望时,他们的婚姻就瓦解了。如果这也算女性解放,易卜生讲的也是高级阶段的女性解放,追求解放的驱动,不是男性对女性人身的过度压迫,而是女性对男性素质的过分绝望。

易卜生让娜拉出走,或许他老先生心里北国白雪般地明白,不管女人如何努力,男人总是不肯顶罪的。紊化大革命的最大祸首,至今仍然血食广场,似乎还要享祀千秋。而自称“我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却连曾经扮演娜拉的那点非政治史实,都要被人蓄意忘记了。

当然,一个真正革命者的红红风范,并不会因为名字遭人回避就失去影响。江青同志将永远活在红朝革命群众和爱国青年的心中!

昨天见到“环球施暴”胡编的一个微博:

@:美国在公开谈论向台湾出售新型F-16战机。中国应发出明确信号:如果美国真把新型F-16卖给台湾,中国将作出最强烈反应,在其他领域沉重打击美国的就业,不惜中美关系倒退一大步。中美关系不能为了好而好。一旦中美关系“坏一点”比“好一点”更符合中国利益时,我们应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周四社评。

兄弟我赶紧加评论:“坚决支持感情严重受伤害的红朝怨妇与美国男人离婚!G2咱们不干了!”四十年前,1971年,中美开始接触、北京准备接待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时,江青同志就是这派头嘛。

唉,1991年,毛夫人自愿追随老公去了。江青奶奶离开我们,也有整整二十年了。好在奶奶麾下那些红卫兵,如今都进入了决策机构。他们尽量不提奶奶的威名;一举一动,却还对得起奶奶掌管宣战口时,对他们刻意灌输的苦心。

(2011年9月9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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