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如和妻子朱凝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父亲认为办不到,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意见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作者:王小豫 ,来源: 《中国改革》 2011年第7期,原题:父亲的“右派罪行”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有49个年头。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变得愈发鲜活起来。

父亲的“右派罪行”

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自1955年起,父亲作为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1958年,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这是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开展的反右运动,叫做“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备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以上种种,成为定性父亲“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

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

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给父亲罗织了“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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